我国城镇化发展，可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脱节，这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和人力资本升级的主要障碍。土地制度改革中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俨然成为正统和主流，下面成都天下财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就土地制度改革对当下流行的几个主要的问题逐一剖析。
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
非公益性用地由市场谈判，公益性征地政府出钱。那么这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相反还要另外筹巨资进行公益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真要实行这条思路，先要停止土地财政，解决现有债务，还要给地方政府提供公益征地和城市基础建设的巨额资金来源。如果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和资金来源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就真能严格区分公益性非公益性用地去改革征地制度呢？其实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这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把旧城改造、新城区扩展统统列为公益事业，这样一来，至少在城市化转型阶段，就几乎没有什么非公益用地了。因此，我国原有的土地财政和征地模式当然要做重大改革，但沿着现在流行的所谓区分公益非公益的思路走，看似捷径，其实是条不归路。
集体土地应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
土地性质不应按所有制区分，表面上看完全正确，也是这种观点义正词严、觉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自信所在。不过这个命题其实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我国恰好将城市土地规定为国有，农村土地规定为集体所有，因此真实的问题不是土地的所有制区分，而是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区别。现在农村的所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原乡镇企业用地转化而来，充其量是个工业用地。城市工业用地与其它建设用地就不同权。城市工业用地本身也是就项目论价，每块地都不是一个价，也就是说，城市工业用地本身就不是同地同权同价，当然就更谈不上与乡镇企业用地的同地同权同价了。
农村土地自由流转、抵押、交易买卖符合农民利益
对于不在城郊的中国绝大多数农村而言，有两种。一是准备不当农民、卖房卖地的原农民，另一种是准备继续当农民的真农民。打着为农民旗号要农民土地赶快流转，着急的并非农民，而是另有自己考虑的政府和另有所图的资本。由于资本去与每家每户谈判交易成本太高，因此资本下乡必有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引路、组织和操刀，因此这种流转行政干预的力度自不待言。实际上，资本下乡搞大农场脱离了我国人口资源的客观条件，只会加剧我国农村人口的流民化。
综上所述，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不做井底之蛙，跳出我们土地行政指标层层分解严格控制的思维惯性，突破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紧紧围绕人口城市化这个主线，才能真正走出符合人口流动和市场规律的全新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