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地商人性格

1.   上海商人性格特征

精明

     “太精了！”这是各地生意人对上海商人最普遍的评价。

     上海人因为精明，被人称为“门槛精”。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更包括对个人权益、利益的维护，该得到的，他们一分也不让。这使得上海人常常为一点点小利益而斤斤计较。在上海，人们经常看到一幅画面是：在菜场上，一个衣冠楚楚的男士为几分钱与菜贩子吵得不可开交。在生意场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据理力争。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为此，韩国的一家报刊称：“上海人都是经济里手，……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钱来。”

    上海人精明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其实，中国南方商人（如广东商人、江浙商人等）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整体上被人们认为精明之至，精明已经成为上海商人人格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上海商人的精明是骨子里的。

    因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于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谨慎小心，他们会注意到太多的细节。在做生意谈判之前，他们多半已事先调查了解好了市场行情、谈判对手情况等。他们的谈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才进行的。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常常会因个别小问题争论不休，时间拖得很长，使人们常会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与其做生意时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

自负自傲

    上海人的自负是众人皆知的。

1985年，美国耐克公司与上海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谈判。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上海，将生产运动鞋的工厂搬到了广州。美国人一向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上海人的自负面前，只好别谋它途。一位美国商人说：“上海人除了有中国人通常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种‘中央大国’的自大外，还有一种傲慢心理，即他们觉得不需要外国投资者。”

    上海人的自负感，源自上海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上海对全国工业贡献最大，尽管上海的人口也最多，但是，全国人民都认为上海人工资高，是有钱人，上海人也以此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在上海，上海人对外地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乡下人。在他们的眼中，上海人是城市人，外地人受到轻视，似乎天经地义。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像获得当年租界的领事豁免权，又像今天推行的银行金卡，将会获得众多优惠。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为荣，不愿离开上海，人称的“恋沪癖”成为上海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特征。改革开放后，上海发展更快，上海有强大的工业技术基储全国最高的人才素质及富有传统的工商金融文化意识，上海成为中国的一颗“东方明珠”。

    上海人因为自信而生的自负，在生意场上，表现为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做法坚信不移，认为自己的想法、主张是顺应自然，合乎逻辑的，所有的人都应赞同，不愿让步。为此，一位深圳的年轻经理抱怨说：在其他地方，对方知道我是来做生意的，都很热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带来的是讨饭碗，个个架子十足，等着我磕头作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抠，抠得你无利可图。这种生意谁肯做。

    上海人这种自傲自大，招致了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在生意场上，这也是外地人不太愿意同上海人合作的原因之一。

勇于竞争，精于商战

    上海具有商业竞争的传统。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场虽尚不成熟，此时的商业竞争却十分残酷。洋商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之间，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竞争手段、激烈程度都给人以震撼。上海，商家必争之地，谁能立足上海，谁就意味着拥有财富。上海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在这熔炉里，培养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作为中国现代商业的精英，上海商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业手段之繁杂、经营思想之宽阔，令各地商人惊叹。

    中国近代商业精英云集上海，使他们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盘”，从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战十分残酷。上海商人个个都精于商战。

    进入21世纪，上海的市场经济已经步入成熟之时，南京路每天客流量达300万人次，600多家商店比肩而立，各显风姿。徐家汇、淮海路大型商厦不断涌现，首尾相接，形成了独特的“圈状模式”。许多商家采取的竞争手段更加复杂多样，广告战、价格战、品牌战……硝烟弥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现非理性竞争，比如过分杀价、相互攻击谩骂等。但是，作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须大胆参与，进行竞争。

目的明确：经济利益是惟一原则。

    受长期的商业传统影响，上海商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讲求实惠，漠视政治，关心个人和家庭生活，在商界则体现只讲经济利益，重利润的商人风格。

    上海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实惠哲学成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把这一观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上海人对实际的、具体的个人利益的重视，重视事物的实用价值，在形式和功能、审美与实用之间，上海人更倾向于后者，这一点极像美国人。追求实惠的上海人总是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业活动中，上海人较北方人较少地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种观念反映在生意场上的买卖关系中，表现为上海商人买卖双方都把对方看作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绎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得失的计算先于一切，商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投入多少与实际获利的比较，评判自己行为的效果。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虑的因素还有人情关系、地位差别等，而在上海，商人们却很少考虑这些。上海人做生意，只把经济利益做为惟一原则和目的，只考虑赚钱不赚钱，只要有钱赚，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可以迅速组成一伙，而一旦经济利益目的达到或这个团体达不到经济目的，一伙人就迅速解体。

守法守纪，契约意识强

    长此以往，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与规范的观念。上海人的这种观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上海城市管理的特点之一就是热衷于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办法措施。如果遇到什么新情况，上海人的倾向是立即制定管理办法，而市民也基本服从管理。

    守法守纪，遵守秩序是上海人的基本观念。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即使在旧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为当时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外国帝国主义的高压控制。既然大家都是外来的，都没有可依仗的传统势力，那就只好凭自己本事吃饭，大家都应遵循相同的规则。因此，上海商人比较遵守商德、法规，这一经商意识沿袭至今。

    上海人不做违法的生意，这虽不能说是绝对的，起码是大多数上海商人的共识。在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人参与者并不多。在有些南方人看来，不违法难赚大钱是其做生意的诀窍，造假卖假、偷漏税款等频频发生，但上海人做这种事不多。上海人是生意场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鸡摸狗之事，甚至连“擦边球”都不打。与上海人做生意时，应该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否则你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合作。

    因为守法守纪，上海人是非常理性的，做事要求有理有据，他们契约意识强，重合同。这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上海现代商业历史长，尤其是西方数百年商业传统对上海深刻影响，使得上海人形成了凡事讲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质，因此，他们较为重视合同契约。

    上海商人做生意时，认真履行合同，一旦签订了合同，如无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上海商人大多会严格按合同办事，决不含糊。签定合同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1）合同是做生意一般不能少的，签订合同是双方合作的法律依据。

（2）合同签订内容全面，表述精确。特别对双方的责任、义务有清楚的表述。

（3）签订合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尽可能考虑并有相应的对策条文。

（4）讲究合同的合法性，认为合同的签订必须符合国家、地方（合作双方所在地）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能够产生因可预见的主客观原因而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状况。

2.广东商人性格特征

要发财，忙起来

    广东人天生勤劳，能吃苦。广东人以钱为人生第一要义，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钱，四下奔忙，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广东人很有钱，很多外地人对广东人很眼红，其实，有钱的广东人赚钱来得正道，来得辛苦，来得自然。广东人的财富并不是天上掉的，绝大多数广东人是在自己的勤奋努力下才走向富裕之路。现在很多的广东大商人是从小商小贩起家。

    在广东，人人都忙忙碌碌，为生计而忙碌，为挣钱而忙碌。为了钱，广东人可以放弃一切，可以去受累，可以去受苦。以广东人最有代表性的广州人而言，广州人是中国城市人中最忙碌的一群人。广州比上海小多了，但汽车、摩托车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一天24小时马路上似乎永远是车轮滚滚。夜幕降临之时，司机们奔波劳累一天挣足了自己的钱后，洗车擦车人又开始表现出不怕脏、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忙，是广东人的特征，更是广东商人们的突出品质。广东商人忙，整日东奔西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们恨不得把一分钟“劈”成两分钟用，从每分钟里挤出几张“四人头”。

   “要发财，忙起来。”这是广东商人们的口头禅。

    在广东商人的意识中，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观念特别强。他们东奔西跑，要把每一分钟都变成效益。他们虽然比一般人是累了些，但是每一分钟都变成金钱也活得踏实。由于对时间特别看重，因此，他们办事节奏快、效率高，许多商机往往被他们抢先一步占领。广东人做生意，手脚很快，“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这是人们对广东商人经商风格的评价，也是广东商人生产、经营的秘诀之一。

    因此，要和广东人做生意，慢慢腾腾是根本不行的。太慢了，一是容易错过时机，误了生意；二是与广东人合不了拍，“步调不一难以得到胜利”；三是因为你的动作慢了，思维慢了，让广东人占先手，抢先机，你总是得跟在广东人后面跑，吃亏是难免的。

利益交往，少空谈的情义

    广东人具有经商的传统。他们虽然个头瘦小，但是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识。言必言商，言必言利，全民皆商，你很难分辨出谁是商人，谁不是商人。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钱是不好的东西。然而，广东人的金钱观念很强烈。在广东人眼里，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挣钱。广东商人做生意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发财。由于赚钱的目的单一，方向一致，广东商人在行动中少了一些盲目与动摇，多了些动力与恒心。为了赚钱，广东人干得踏踏实实，他们没有心思、也没有工夫空谈哲理、人生，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在广东人的观念中，有了钱，就意味着有了财富，可以满足自身各种需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了权力同样可以做到支配别人，支配各种资源。但是，广东人远离政治中心，政治对他们的影响太小，通过政治获取支配地位的人太少，这使得广东商人干脆漠视政治，远离政治成为商界传统。

    在广东人眼中，政治当不了饭吃。企业考核员工，对政治关心与否不是很重要，相反干活的效率、数量、质量最重要。对员工的报酬，厂长经理也主要以物质刺激为主，并且，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也只认物质报酬。在广州、深圳等地的企业中，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上至经理、厂长，下至“打工族”，人人心里都是一个观念，只有企业发展了，自己的饭碗才能有足够的实惠。

    曾有一位大报的知名记者到广州的企业采访，发现这里的企业作风明显与外省的企业不同：第一，不善于介绍经验。厂长经理介绍情况很少会滔滔不绝，没有“宣传”的“准备”。第二，保密观念强。许多能表现企业经营业绩的数字往往不告诉记者，怕记者写出来透给了同行业，影响竞争，有的企业某项经济指标明明已在全国领先，但偏不愿让人知晓。第三，对上门谈生意的人的热情大大超过对记者采访的热情。记者采访结束后，几乎没人送“纪念品”。遇到吃饭时，也简单实惠，决不铺张。

    因此，在不少北方人眼里，广东人太俗了，谈起钱来眉飞色舞，没完没了，除去了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广东人都认为没有钱就不能活，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汉。即使是一门心思赚了大钱，腰缠万贯，他们对政治仍不会表示出太大的兴趣。当然，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的的广东人也不是一心只问盈利事，两耳不闻他人言，期货商或者炒股票的人也关心政治，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完全是出于对钱的关心。

    由于这种“政治观念”，广东商人与政治往往是离得远远的，甚至其中一部分人厌恶谈论政治，因此与广东人做生意时，谈论政治引不起广东人的兴趣，甚至谈论政治可能会引起一些广东生意人的反感，认为你有政治背景，而不愿与你合作。

    总之，多讲钱，少谈政治，是广东商人的突出特性之一。

勇于开拓，喜欢标新立异

    广东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在历史上，近代凡是与西学有关的事和物，大都是由广东人最先尝试。在轰轰烈烈的近代史上，广东被人称为“思想家”的摇篮，其中康梁变法曾震动中华。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广东人。有人用句通俗的话的来形容广东人和东北人：广东人是文胆大，东北人是武大胆。

    由于人文的传统，广东商人敢为天下先。据史载，早在唐代就有广东人到海外做生意；到了近代，广东商人更是足迹遍天下，广东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至今，广东的海外商人形成了巨大势力。在广东人的性格中，只有“先”了才有意义，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广东人喜欢“头啖汤”。广东商人敢为天下先的品质是与勇于开拓，敢冒风险，善于变通，踏实肯干的习性联系在一起的，这使他们易于适应各种环境，一旦遇着机遇，就迅速发达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商人处处身体力行敢为天下先，这已成为广东人的核心品质之一。

    广东商人发财的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因此，和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做生意，应当注意尽量与他们开展富有新意的合作。

    广东人喜欢标新立异，喜欢做新的生意。因为新才没有竞争，没有对手，才可赚取垄断利润。因此，他们一旦看准，敢冒风险，有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势。

自我表现，“王婆卖瓜”

广东人讲面子，重派头。

    在穿着打扮上，广东人是“上名牌、下名牌，捉个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