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喜静的孩子要在2022年来看看世界，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起码在生命的初几天，他们会比以往的新生儿享受更多的安静。
2021年，1062万个婴儿在中国降生，比以饥荒载入史册的1960年还少了340万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数少的一年，也是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达到新世纪顶峰后连续第五年下降。
很多人用“菜市场”形容5年前的产科病房，如今，受生育率下降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地医院的产科在不同程度上变安静了。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产科主任说，疫情前，早7点的门诊大厅总像春运时期的火车站，这种情况不再。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综合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对咨询者说，建档名额充裕，“不像过去”。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产科医生护士不再超负荷工作，浙江杭州树兰医院的产科大夫有时也做不了一台手术。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这家承担着基础医疗功能的公立二级医院，2016年下半年平均每月要迎接200多个新生命，如今每月只有20-40名婴儿出生。产房护士站每天要写“产房日报”，记下当天出生的婴儿信息，“xxx之子/女，顺产/剖宫产”。2022年4月11日，日报上的是数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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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护士长梁弘来到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前东四妇产医院）时只有19岁。生孩子这事离她很远。20岁出头，她经常上夜班，白天补觉，傍晚跑到北京饭店的宴会厅跳交谊舞。那是当时的时尚，宴会厅里上千人，她穿着普通的衣服，跟着乐队的伴奏，能从晚上7点跳到10点，再骑车来医院上12点的夜班。
转眼她快退休了。单身的自由、新婚的甜蜜、养育女儿的艰辛和满足，都和35年的产科生活交叠在一起。
一张摄于1992年的照片，她怀孕5个月，坐在自己医院的产科病房里，墙面由白色和绿色拼就，鲜艳的红字把床位号标记在绿色窗框上。除此之外，是白色的床、白色的病号服、深木色床头柜。
2022年，粉和蓝代替了这一切。墙面、枕头、被套、床单、帘子，都用了柔和的、像掺了奶的粉色，防菌布的深蓝色与之调和。很长一段时间里，产科病房是8人间，一人又带好几个家属。梁弘说，病房总混杂着“血和排泄物、家属送来的各种食物”的味道，空气有些污浊。产妇不能吹对流风，她们会谨慎地拉上窗帘开窗通风。
现在，病房改为双人间，但一般只住一个人，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儿。即使是这样，两排病房只用了一排。
这家医院坐落在距离南锣鼓巷600多米的中式建筑里，在老胡同的包围中小心施展着拳脚，建筑面积只有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二分之一。2005年到2013年间医院曾停业，再开张时经过了翻修。产科病房区是3个四合院改造的，两个院子露天，种着石榴、玉兰、桃花和冬青。一个院子被换了地板砖，加上了玻璃屋顶，供病人休闲活动。2016年下半年，医院的分娩量到达了梁弘记忆中的最高峰。除了病房走道，她们在这个“阳光房”也放了6张病床备用。
时间在这个产科里留下痕迹。
连接产房和护士站、病房的双开木门，在门缝处被磨出3处明显划痕，漆皮褪了，露出褐色的木头。2016年前后分娩量大，她们每天要不停给产妇换房间、换床，门就是被推着产妇的平车磨坏的。起初这里有几排防止磨损的铁皮，棱角尖锐，推平车的人手总被划伤，就拆掉了一些，剩下的那一排银白色明晃晃的铁皮，棱角也已经磨得圆钝。
产房护士长徐闵说，在2022年，初产妇的年龄多是30岁出头，她工作30年了，看着这个年龄从27岁、28岁慢慢推迟至此。
相应的，多位产科大夫说，高危产妇的比例在升高。孕妇建档后，根据其妊娠风险，在产检本上会贴上不同颜色的圆形标签。绿色好，代表没有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妊娠风险低。而黄色、橙色、红色，越往后风险越高。在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和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这两个不能接收“红色”等级孕妇的二级医院，持有“黄色”标签的孕妇占比高，超过了一半。
传统观念里，孕产妇缺乏营养，需要大补。但在2022年，这种说法已过时。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开设了孕期营养门诊，大夫朱培静发现，遇到的贫血、营养不良问题很少，多数是营养过剩。这会导致巨大儿发生率升高，“八斤大胖小子”将增加难产风险，对婴儿和产妇都不利。她在临床中感觉，十几年中，巨大儿发生率提高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