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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至少发现两处制骨作坊，年代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作坊以半地穴式房屋为核心，周围分布有相关遗迹。骨、角器多选用黄牛骨骼和鹿科动物角制作，采用片状工具切割截取，应该已使用铜质工具，工艺流程较为规范。二里头遗址制骨手工业已相当成熟，但与二里冈文化及殷墟时期相比，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91年11月至1992年1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西工区西小屯村南、东周王城中部偏北处发掘了一批东周墓葬，其中C1M349C1M349、C1M3422三墓出土青铜鼎、簋、壶、罍、簠、盘、匜、舟等。此次发掘的东周墓，为研究东周王城春秋时期的城市布局、城内区域功能的变化和墓葬分布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牛河梁积石冢发掘所提供的层位关系基础上，分析出土陶筒形器的形态变化，建立牛河梁地区积石冢的整体分期方案，可以分为两期四段。在此基础上，结合碳十四测年以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比较，进一步推定积石冢所处时期的年代在距今57~51年之间。广西合浦双坟墩DD2和桂平大塘城M31的建墓方式、随葬品特征都与江浙地区的土墩墓高度相似，此乃争议颇多的越人南迁观点的有力佐证。辨析福建、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发现的土墩墓和相关遗存，可以梳理出越人南迁的一条主要路线，即越人经由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的两广，甚至到达越南北部。8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路南发掘了一座西晋时期墓葬。该墓为双室砖券墓，由长方形竖井斜坡墓道、封门、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组成。随葬品有陶器和钱币等。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推断该墓的时代为西晋中晚期。该墓的发掘，为研究洛阳地区西晋时期的丧葬文化和晋墓的分布等提供了重要资料。12~214年，对斯皮尔古城进行考古调查与清理。该城规模较小，呈长方形。城墙以树枝叠筑、两面再立木桩建成。在城内发现两座方形房址，其中大型房址F1以土坯砌墙，小型房址F2则为木骨泥墙。在城外发现成排的树干和篱笆墙，在城内采集到一些建筑木构件和陶片。初步推断该城的年代为魏晋时期。周代是我国古代砖瓦材料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砖瓦生产中，窑炉是*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故对砖瓦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周代砖瓦窑进行了考古类型学研究，并对该时期不同阶段所使用的砖瓦窑的型制和结构特点、砖瓦窑的建筑方式、砖瓦生产专业化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中，发现了多片大西政权册封妃嫔金册，这是目前仅见的大西封册。金册表明了大西政权建立后仿照古制建立了"九嫔"制度，但其"九嫔"名号与明代不同；同时仿照明朝建立了封册制度，但其册文内容多引经据典，与明代册文风格截然不同；在封册的尺寸、材质等方面也与明代封册有着明显的差别，表现出了"稽古改制"的态度。但是这些变化仅流于表面，大西政权的官制以及军事体系等仍然基本来源于明朝。这样的转变表明张献忠"改弦更张"的心态，体现了大西政权妃嫔封册脱胎自明代制度，但又努力摆脱明朝影响的态度。同时，遗址中出水如此高等级的大西政权文物表明了大西军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试图从四川撤退、转移财物的历史事实，对研究大西政权历史有重要意义。11年，在岷江河道施工项目中发现了一批文物，有各种金银首饰、银锭、金册、金银币等，这些文物与清初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历史事件有关。出水两片金册，一件完整，刻有"大西大顺二年"等字样，残缺的一片刻有"贺廷洲女贺封尔为楚王"，现藏彭山文物保护管理所。研究发现，两片金册錾刻使用的工具不同，呈现的字迹特征也不相同，刻有大顺二年的金册应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时所造，另一片残金册可能是明朝廷颁发给楚王的封册。使用贵金属册封，是明朝宗藩制宗亲分封的体现。大西二年金册含金85.1%、银14.7%，残金册含金6.3%、银35.3%、铜1.7%、铁2.7%，两片金册并非纯金，而是含一定量银或少量铜的金银合金。明代的贵金属器饰品、金锭，并非追求极高的纯度，视觉审美是黄金展现的重要社会功能，金册与其他明代金器成分数据的特点，也与这一因素有关。从清末到抗战爆发前是河南近代古玩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河南古玩行内出现了行商、坐商和文物出口商，这些古玩商人多集中于文物资源丰富的洛阳、开封两地。蔺仕庵及其创建的群古斋充分利用河南省的文物优势，在经营品种、经营方略和经营特色等方面都有出奇制胜之处，因而成为古玩行内较有影响的企业。1年河南博物院与巩义市博物馆交换一批文物精品，这批文物主要是汉唐时期的随葬品。这为丰富河南博物院的藏品以及研究汉唐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