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排名做个历史的比较，更令人振奋。1995年，《财富》的“全球500强”中，中国企业只有3家，日本公司有149家，美国公司是151家。如今，日本公司只有88家，减少了40％；美国公司增加到了197家，增加了30％；中国企业从3家增加到11家，增加了两倍多。
显然，按照《财富》杂志的评选标准，中国的企业长进最大。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最重要的理念应是“大而强”。
“大”即是“强”《财富》的概念
《财富》杂志评的所谓“500强”，其实是“500大”，因为它的评价标准主要是销售额（销售收入）。其实，《财富》的“500强”，原来就叫“500大”。
目前，美国的《商业周刊》、《福布斯》，英国的《金融时报》，每年都搞各种名目的企业排名。排名的标准，都是着眼于“大”。有的是按销售收入的大小排序，有的是按公司规模排序（上市公司就是按公司的市值），有的是按利润的多少排序。《商业周刊》的主要排名榜，就叫“全球最大100家公司”、“全球最大1000家公司”。
这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企业“大”的就是“强”的，“大”就是“强”。
存在必有其合理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大的就必然是强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市场竞争中拼搏发展起来的，有很强的竞争力。如果竞争力不强，也不可能长大。因此，“500大”改称“500强”也未尝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由强调“大”到强调“强”，反映出的是价值取向演变的方向。
我们需要强调“大而强”
“大不等于强”，这个特有的命题，就是针对中国企业的现实国情有感而发的。
目前进入“全球500强”的11家中国企业，无一例外的是仅仅凭其“大”。
它们的人均利润率、人均销售额、资产利润率和销售利润率等都比较落后，没有一个能进入前50名。然而，在雇员人数却是比较多的。比如，中国石油化工公司员工总数大约90万人，销售收入为400亿美元；而同行业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员工总数为9.79万人，销售收入却有1920亿美元。
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十分伟大，但是必须看到，与国际水平比，差距还很大。面对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国内企业不仅要大，更重要的是强。
党的十五大以来，发展大企业、大集团已成为热点。中央期望抓紧发展的一批“大企业”，不只是规模上大，而且核心竞争力要强，因此是又大又强的“大企业”。这种大企业，我们不妨称之为“大而强”。
“大而强”是笔者生造的一个词。“大”当然是指企业的规模，“强”则是指企业的竞争力，包括核心技术、主业实力、盈利能力、资产的质量等方面。
“由大变强”：国企的现实课题
“大而强”，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从状态层面讲，“大而强”就是“不仅大而且强”，即又大又强。从过程讲，“大而强”就是“由大变强”，即把原来规模较大的企业做强———搞得强壮起来。
“大而强”企业的生成途径不外乎有三种：
一种是“由强而大”，即“小而强”企业扩张做大————依强扩大型，属于自然生成，即以产权为纽带，用市场手段实现。
一种是“由大而强”，即把本来规模大的企业做强壮起来。
一种是用资产重组方式一次性拼装，即把相关的优质资产重新组合成一个法人实体，一次性拼装出一个又大又强的大公司或企业集团。
在目前的中国，企业“做大”容易“做强”难。“大而强”、“强而大”就难上加难了，因此凤毛麟角。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把现有的国有大企业做强，让它们由大变强，打造成“大而强”的企业。
大国企的“由大变强”之道，主要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这“两驾马车”拉动。
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股份公司制。当然，国企的公司化改革要受整个国家改革进度的制约，孤军深入不容易。以技术改造为突破口，技术创新是可为的。
以技术改造为突破口抓技术创新，实际上是“将钱变为技术，再将技术变成钱”的过程。只要选得准、运筹得好，很可能形成“钱———技术———钱”的良性循环。
国企由大变强，支撑点是技术创新，突破口和起点是技术改造。就是要围绕主业做强，敢于高起点、大投入搞技术改造，用高新技术武装传统产业，通过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开发出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实现高回报。
“剥离辅助、减员增效”，也是国企由大变强的实招之一。虽然这要承受巨大的阵痛，但是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