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并遭受空前挫折以来的百余年间，作为学习西方的重要手段，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化典籍，成为中国文化人矢志不移的追求，于我民族开眼看世界，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贡献良多。
由于承担着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翻译事业，始终笼罩着一种迫切的现实功利性，翻译事业的从事者难有从容抉择的余裕和学术兴趣：林则徐、魏源辈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以“洋人旦夕之所为，纤悉必获闻”为目标而组织的外国报刊资料翻译是如此，洋务派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对西方科技书刊的翻译，严复等所代表的维新志士、民主革命派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译介，乃至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莫不如此。警醒国人、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决定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不可能以纯粹的学术发展为追求目标。
然而，即使在国难当头的艰难时期，我国的优秀学者对于纯学术的“无用之大用”也始终抱有清醒的认识，并未放弃对纯学术的追求，而译介西方先进学术以求改造中国学术的落后局面，是其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20世纪前半叶，贺麟、朱光潜、潘光旦、冯承钧等一代杰出的学院派学者致力于译介外国重要学术著作，将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欧美汉学等领域的众多经典作品译介给我国学术界，惠泽中国学术，于中国学术之进步厥功甚伟。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中国对马列经典著作和苏联等国的学术作品，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一时间翻译事业出现了相当的繁荣。“文革”时期，我国的学术事业实际上陷于完全停顿状态。70年代前半期，相关政府部门组织翻译工作，主要是服务于外交活动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虽有繁荣的外表，但对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发展，没有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
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学术研究逐渐恢复正常，翻译事业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空前的活力，大量优秀译作陆续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学术界重新接触到前沿的国际学术。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经过学术界近20年的奋力开拓，中国学术从封闭走向开放，走上以“无用之大用”为目标的正确学术轨道，这其中，翻译事业的贡献不可埋没。可以说，随着生活和治学条件的不断改善，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学术获得了近百余年来学者们梦寐以求的客观环境，翻译事业发挥其沟通中外学术巨大功能的时机已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