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对外升值对内贬值
如果货币超发，结果就是贬值。但是，在中国又有所不同——人民币对内贬值而对美元等升值。
很多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在国内通胀压力日益增大的同时，即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同时，对外尤其对美元为何却在快速升值呢？
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国内有一位知名大学教授在电视上做节目时，把中国国内的存款与庞大的外汇储备累加起来，以证明中国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实行规模宏大的投资计划。
殊不知，二者之间，相当一部分是重叠的，即外汇储备绝大部分是靠在国内增发基础货币积累起来的，是以国民承受更大的通胀压力和更泛滥的流动性威胁为代价的。
1993年12月28日，央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据此，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实行了汇率并轨，央行对于境内机构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支实行银行结汇和售汇制度。只要是贸易顺差、国际贷款、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汇，由央行强行结汇，央行则向市场投放与强制结汇金额等量的人民币货币供应。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央行通过在国内印钞票储备外汇。
由此，外汇占款越大，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也就越大，货币的乘数效应也就越高。
1994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仅为516亿美元，从2003年开始激增，当年新增外汇储备达到1168亿美元，此后的增加更加迅猛。也正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人明显感觉到社会上的钱多了！同样，也正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房价步入快速上涨轨道。
内在的联系恰在于此。国内的钱多了，货币贬值，资金出于避险、保值的需求，疯狂涌入房地产等领域，导致资产价格暴涨。
在国内投放基础货币来储备美元等外汇，必然造成这种局面。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高达2。8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8。7%，全年新增外汇储备近4482亿美元。如此海量的外汇储备，必然有相应海量的人民币投放到国内，“钱”焉能不多呢？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不仅导致国内货币的超量发行，同时也纵容了美元的超发，为其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而超发的美元再被中国储备，中国在国内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美国再印发更多的美元，中国再储备……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当然是对中国而言，对美国则无疑是良性循环。
外国的研究者也早已关注到这个问题。
美国学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和维杰·乔希指出：全球衰退有诸多相互交织的成因，但比较正确的观点是，东亚和中东部分国家的外汇储备积累，在全球经济崩溃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放任作用。2003~2009年间，全球外汇储备自2。6万亿美元攀升至6。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而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仅4。4%。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压力急剧增长。然而，各国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要持有币种，又使得美国得以避免通货膨胀，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国内政策，步入不可持续的资产与消费繁荣期。简言之，中国的外汇储备积累与美国的通胀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中国似乎比窦娥还冤，但从本源上分析，又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以这种方式与强国博弈，焉能不受损？
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尽快作出调整。
恶性循环的魔咒
可怕的不是对危险浑然不觉，而是无视背后的重重危机与风险。
2009年12月16日，我在《通货膨胀早已在我们身边（兼谈房价）》一文中写道：“……投资就是未来的供应！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过度信贷支撑的情况下，才能与中国的出口相对接，消化掉中国过剩的产能。在次贷危机后，由于美国消费者已经透支了未来若干年的消费，他们的消费能力今非昔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仍然大规模地进行投资，一旦这种供应能力在未来释放出来，产能过剩的严重局面情何以堪？这将在未来让中国作茧自缚——一方面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是大量产品积压。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之后，中国将步入输入型通货膨胀与国内的通货紧缩共存的经济形态！”
西方发达国家压人民币升值（狙击欧元后即正式展开），中国出口下降，结果是：相关产能过剩。
中国国内大规模投资供应增加，民众收入和购买力跟不上，加之相关投资项目本身就已是过剩项目，结果必然是：相关产能过剩。
都在回到一个点上。
这恰是至关重要的点。
双重过剩的结果是，为了gdp和就业，只能继续搞投资，搞投资只能继续注资，注资缺钱只能继续走投放基础货币之路——回到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下。
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只能在本国消化，这意味着人民币购买力下降的趋势难以改变。
另一方面，次贷危机使美国庞大的金融泡沫破灭，美国总统奥巴马必然重回重视传统制造业（吸纳就业）和大力发展新能源（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政策目标线上。事实上，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即将政策重点放在上述两个领域，同时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而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实行弱势美元政策。从大宗商品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起涨点的确立和进一步被强化。
但是，美国并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必须依赖于科技进步的力量。因此，我此前多次撰文指出，美国经济将在2010年第四季度尤其2010年11月份后走向复苏，由于这种复苏不能在短期内有效吸纳就业，美国经济的复苏在初始阶段将与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并存，直到重振金融业，美国经济才能全面走好。
合力推动资源品价格上涨
中国庞大的投资，必然带动对资源的需求。
另一方面，美国在这轮新周期实行的弱势美元政策，也在为资源品走牛注入强大的推动力。
两者的合力，必然推动资源品价格的上涨。
我在2009年1月16日撰写的《投资感言》一文中强调：“当时，我根据利益分析法判断，黄金价格会一直盘整到布什下台和奥巴马上任的交接区，在此前的几次讲座中，我多次提到，黄金价格在等待奥巴马，奥巴马上台之后，黄金价格将走出一波涨势（当时看到1300美元，2010年年初作了对黄金下一阶段的判断）。”2009年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奥巴马在美国国会大厦西侧的露天平台上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44任总统，黄金突然加速上涨，而美元经过短暂上冲后，即步入跌势。
早在2008年，我就针对黄金与美元同步性的问题，研究推导出了大致的模型，发现：从2009年起，黄金与美元在某些时段将会同步而行，而且，这种同步性比以往明显要频繁。结果，黄金与美元演绎出的近乎完美的同步性令投资者困惑不已。2009年9月底，我应邀在美国演讲的时候，被很多人问及这个问题。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当黄金的货币性特征与美元的货币性重叠的时候，或者，当黄金的商品性与美元的商品性特征重叠的时候——美元的商品性只在避险需求强烈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二者的趋势就会同步。
奥巴马面临的难题决定着，他必然要强压人民币升值。
实际上，自奥巴马上台后，强压人民币升值的浪潮一浪更比一浪高。几乎每一次中美会谈，人民币升值都是一个必谈的话题。
一方面，美国要实行弱势美元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确保美元独步全球的霸权地位不动摇，就只能通过袭扰唯一能和美元相抗衡的欧元，或者诱发其他相关经济体的危机来实现，即通过引发其他经济体的危机，来强化美元的唯一强势地位。
先升后贬的巨大陷阱
这就意味着，人民币不仅对欧元升值，对美元也必然升值——而这只是强压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环节，另一个环节将在未来出现，即通过引发日本债务危机的方式，迫使日元快速贬值，导致人民币相对日元也快速升值。
而融资难、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税费负担增加等因素，已经让中国中小企业走得非常艰难。此处还需要提及的是，西方国家的许多企业的生产成本正在由于技术的革新不断降低，这一点更让中国慢慢失去低成本的竞争优势。
如果人民币突然快速升值，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相当一部分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与相当一部分技术含量较高而较少得到政府政策资源支持的民营企业将倒闭。随着倒闭潮的出现、蔓延，人民币赖以依托的基础变得脆弱，人民币对美元就会出现快速的贬值——这种情况下又极容易引起外资、热钱撤离，使人民币贬值压力骤然成倍增加。
这种危险布局的逻辑是：
先逼迫人民币升值，导致大量出口型制造企业因亏损而破产倒闭，这其中包括许多优质企业，而后，再推动人民币大幅贬值，以推高在中国泡沫和套利中获取的暴利，收购中国的优质企业、人民币资产、资源！
这正是人民币升值之血。
当外部所有的棋子都摆放在应当摆放的位置，当棋局渐成，中国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危机吗？
美联储开动印钞机
2009年3月18日、 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先后宣布推出两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并在2010年12月3日，明确暗示“必要时不排除推行第三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2010年最后一天，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突破1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一年的gdp，美国债务的上限在1993年时为4万盖特纳多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必须尽快说服国会，提高债务极限水平。这对经济增长仍十分脆弱的美国来说，绝对是最后一根稻草。否则，赤字巨大的美国将不能再发债，甚至到期的债务也还不了，债务违约又将导致利息大增，美国或许会重蹈希腊覆辙，爆发债务危机，震荡全球经济和市场。而且如果政府支出骤降，将必然导致美国经济骤冷，失业率大增。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2010年2月份，当为拯救经济而让美国的债务规模快要达到极限时，奥巴马政府强力游说，推动美国国会修改法案，将政府负债上限由12.4万亿美元提高到14.3万亿美元。
2011年1月6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致函参议院，提醒国会要及早行动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以避免引起支付困难和市场混乱。如果国会不尽快采取措施，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盖特纳说，按照目前的借贷速度，美国的国债数量将会在3月底达到14.3万亿美元，也就是现有的国债上限。
2011年3月1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美国国会不上调债务上限的后果，将比美国联邦政府关闭更具破坏性，且会将美国经济带入动乱。伯南克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做半年度货币政策陈述时称：“如果国会议员们无法团结一致上调美国短期债务上限以通过基本财政重组的方式帮助联邦政府融资，那么破坏性甚于美国政府关闭。”伯南克强烈支持做出有必要的预算变化以降低美国堆积如山的债务，以及未来几年面临的不断攀升的赤字水平。他表示，美国面临的财政挑战是政府需要处理的最为紧急的长期问题。
美国的债务上限上调为什么很危险呢？因为，14.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与美国的gdp总量非常接近。债务一旦高于gdp，就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可能陷入衰弱——道理非常简单，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与欠债利息基本持平，通俗地说，就是开始白干了！
这种情况下，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随时可能被点燃，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即为典型例子。
但美国国会上调债务上限是必然的。事实上，在过去10年里，美国债务上限已被提高10次，再次提高势所难免。
2011年2月14日，白宫预计本财政年度的联邦预算赤字将扩大至1.65万亿美元，占gdp的10.9%，创历史最高水平，也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3%的警戒水平。
美国公共债务最近几年的加快扩大，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税源减少和多年来的赤字财政政策的结果。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认为，目前美国还没有找到解决巨额财政赤字问题的良好方案，它的信用风险不断累积，这不仅使中国等新兴市场面临资本大量流入、输入性通胀的风险，也将危及其外汇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也表示，随着美国政府债务的数额越来越大，其国债价值也将面临严重缩水的风险，从而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债权国外汇资产的安全。
这是中国持续购买美国债券的必然结果。今日被动之果都源于昨天种下的因。
早在2009年年初，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斯表示：“如果政府不采取增印钞票并贬值美元的方法，就根本没有足够的钱以实现其承诺的社会福利水平。”威廉姆斯认为，鉴于美国政府正在为其庞大的债务货币化，美联储将更多地增发货币并进一步贬值美元。
民间研究者宋鸿兵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被债务绑架了。1929年与2009年最大的共同之处，就在于美国经济的负债与gdp的比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1929年，美国总负债占gdp的300%，整个国民经济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下崩盘；而2009年，美国的总债务已近gdp的400%。
美国需要更多的美元来刺激其经济发展，让全世界共同分担其经济调整的阵痛。同时，也间接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在中国相关企业处于倒闭潮时，有更强的收购中国企业和中国相关资源的能力。
货币超量供应的杀伤力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自身的货币超量供应。
货币的超发对于经济体而言，犹如一剂效果奇佳的猛药，但服用过度之后，必然导致严重的器质性病变，以至于使得任何补救措施都无能为力。
在美国经济走向复苏之后，它对通胀的承受能力将有所增强，加之实体经济复苏带来的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加剧中国的通胀压力，而实体经济缺少内生性的良性强劲表现的中国，对这种通胀压力的消化能力将减弱。
央行紧缩信贷的政策，将加速中国实体经济的缺血，其实中国的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一直为资金不足深受困扰，所谓的流动性过剩基本上存在于投机领域。央行的政策奈何不了它们，对实体经济的杀伤力却是一针见血。
也就是说，当中美共同面对同一种泡沫的时候，面对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从通胀到高通胀再到通缩，这个过程也许并不长，却充满焦虑和痛苦。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面临一种极为不利的局面。
应该认识到，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状况，不仅在给国内造成日益严重的购买力下降缺陷，为产能过剩埋下巨大隐患，同时，也为人民币未来的大逆转埋下巨大隐患。
本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也出现过。日元对内贬值对外升值，加速了泡沫的凝聚。但是，当泡沫被刺破，日本发现此前自己购买的大量美国资产都要拱手让出，大量财富被洗劫一空。
这种教训之于中国，并不遥远。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制度设计，是选民决定政治家的生命，各个层次的政治家都对其选民负责，千方百计地讨好选民。这决定了，政府必须以选民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而且，政府的行为方式相对是比较透明的。美国的制度安排赋予了民众知晓相关信息的权利，政府必须满足。因此，即使在对外表现出攻击性的时候，美国政府还必须一遍遍地向民众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和下一步的打算等。因此，美国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公开化的（所谓的阴谋论散布者，其实是没有注意这些公开的信息。因为看不懂才冠以“阴谋”之说）。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制约了政府官员徇私舞弊、假公济私的行为，其腐败产生的土壤非常贫瘠。也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这个民族有着超乎想象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制度的优势成就了强势的美国，使它具有能够对外狙击的能力，而不是相反。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常识。
有关这一点，我们通过诸如维基解密披露的相关细节也可以知道：凡是揭秘的内容与美国相关的，都是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
因此，在美国处于危机中的时候，它必然会做对它最有利的选择。欧元作为对美元影响最大的货币，受到狙击是必然的——当然，欧元引来狙击同样是欧元自身的缺陷所决定的。
狙击欧元的棋局早已展开
以上只是我在2008年年底的预言，欧元狙击战将在2010年打响的分析依据之一。2010年3月，我又进一步确认，2010年5月，欧元国将与华尔街展开决战，并且会速战速决，而结果则是欧元的影响力受损——这是必然的结果。
2010年3月17日，我在《货币战争悲壮的英雄：帕潘德里欧》一文中进一步分析：“欧元之后，投机大鳄们下一个要攻击的将是中国。伎俩仍旧是：热钱涌入——逼迫本币升值——推高泡沫——热钱撤离——泡沫破灭……只不过，中国一直在主动制造并累积泡沫，并且乐此不疲，不遗余力。很多时候，不能埋怨投机大鳄太凶残，而应该想想自己的问题。不自省者自灭。在帕潘德里欧悲壮抗争的时候，北京又诞生了几大地王，其中有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下属企业。地王一出，周边房价立即暴涨……此时此景，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随后发生的事情，与我的推导基本吻合——在完成对欧元狙击的当月，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开始强势力压人民币升值。如果了解了前面的程序，就不难理解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了。
除了强压，还有一招就是自贬本币，来造成人民币的相对升值。
有什么样的因，必有什么样的果。
货币供应数倍于美元增长速度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正在给中国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压力，同时，给中国的通货膨胀注入日益强劲的压力。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有可能把自己逼入绝境：为未来人民币的快速贬值创造条件，为已经布局完毕的外资在未来收购中国优质资产提供更多便利。
这种经济决战的生死棋局，其实早已展开。
美元的回马枪
很多学者认为，美国受不了美元升值带来的弊端，论据之一是美元升值会加重美国的债务，而美元贬值则可以稀释美国的债务，美元贬值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结论是美国更喜欢让美元贬值。这种看法太教条，缺少大格局，是典型的散户思维。2008年，当我抽时间去读在职金融学博士的时候，深感中国金融教学与现实的脱节。没有与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金融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很多人认为中国缺少尖端金融人才，实际上，中国缺少的是懂金融常识的战略家。
只要美元升值不是在美国大规模集中还债的时候进行，这种升值对于债权人的意义，更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而已。
更重要的是，美元快速升值是与什么条件相伴的？是促使人民币泡沫的破灭，如果致使人民币瞬间大幅贬值，美元就可以以1∶20甚至更高的比例兑换人民币，廉价收购中国的优质资产，当它掌握了足够的资产，所欠中国的债务不就在事实上抵消了吗？
而且，这样做还不至于伤害到本国债权人的利益，不引发民众反弹。可谓两全其美。一旦时机到来，美国就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各种工具的协调配合——这绝对是华尔街的强项，引发全球美元向美国回流，导致中国等新兴市场迅速从通胀陷入通缩、从流动性过剩转向流动性短缺，并因短期内大量失血而轰然倒地。
更大的危险在于，中国“拉闸限电”式的低碳经济路线（这种低级的低碳经济路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货币政策紧缩压力、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以及为了支撑庞大投资计划带来的税费压力，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面临生死抉择。
一旦外部施展攻击，这些企业将猝然倒地，沦为他人囊中之物——尤其那些因国内货币政策紧缩而在海外融资的企业，一旦美元升值，来不及半点防范就将密集暴死！
奥秘正在这里。
这是中国当下必须警惕的。
同时，在美元正式步入强势轨道（此处加上“正式”是因为，并非指美元的短暂反弹，而是指转势）时，我多次提及的始于2008年11月的这个新周期也将结束，资源的王者之气将褪去，因为，唯有此，美国才能收购更多的资源，而后再通过美元的贬值和资源更大幅度的走强，化解自身债务，增强自身实力。
货币战争悲壮的英雄：帕潘德里欧
时寒冰
这是一场比白刃战更令人心惊肉跳的搏杀。
搏杀源于利益，任何洞悉始末的人，都能感受得到，表面的平静之下隐藏着什么。
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断言：“冰岛的困境，只是货币战争中的一个环节，幕后的博弈者，试图以冰岛为小白鼠，看到对方出的牌。但面对种种不确定性风险，欧盟最终选择了退守一隅。”“次贷危机犹如海啸，最脆弱的部分必然首先被摧毁。冰岛的困局告诉我们，现在，扮演战争的主角，充当摧毁一国经济主权的工具，已经变成金融而非笨拙的枪炮。同时，充当摧毁一国经济主权的主角，已经变成尖端的金融人才而非勇猛的大兵。”结论是：“冰岛虽然是次贷危机中第一个面临国家经济破产风险的国家，但它也仅仅是众多多米诺骨牌的一块，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最后一个会是谁，但我们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欧盟正是次贷危机制造者瞄准的目标之一。”
不幸言中。在完成对最后一个小白鼠——迪拜的试验后，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大鳄把目标对准了欧元。需要指出的是，对欧元的攻击始于2009年12月初，而非索罗斯在纽约与基金管理公司代表举行晚宴的2010年2月。
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捕捉到相关信息：司法部将调查函发送到持有markit group【见注解1】股份的各家银行，提前获取相关信息，而欧元国浑然不觉危险的逼近。
迪拜之后，希腊第一个遭到了攻击，因为它最脆弱。欧盟委员会曾预测：到2011年，希腊公共债务在该国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将从113%上升至135%。
索罗斯有备而来，攻击时机、战术，都极其缜密。
希腊血雨腥风。
索罗斯此役重在利，而非让欧元分崩离析；美国希望重创欧元，使得欧元的信誉度、影响力下降，也非让欧元死掉——至少，两者都不希望欧元现在死掉。
这注定了一场悲壮。
英雄总是在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一次，他是帕潘德里欧——希腊的总理。
帕潘德里欧面对的一场不对称的战争：高盛早已为希腊埋下了重磅炸弹，在这一过程中，高盛从希腊攫取了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希腊远不及英国，而且，今年的索罗斯更加强大——1992年，索罗斯大举做空英镑，尽赚10亿美元，让日不落帝国颜面扫地。
帕潘德里欧在国内，面临着此起彼伏的罢工、游行。
面对希腊危机，即使德国亦不敢轻言相救。2010年2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眼下帮助希腊的最好方式就是明确告诉它，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做。”她否认德国将从2010财政年度预算中拨款支援希腊。因为，她知道，希腊后面还跟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她需要等待时机，以免露出更大破绽，封杀自己的回旋余地。
帕潘德里欧必须靠自己。
他领导的希腊政府决定实施严厉的紧缩计划，宣布112亿欧元的紧缩计划，还通过了削减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增加税收来减少财政赤字的48亿欧元的紧缩计划。
帕潘德里欧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对自己的苛刻，为他后来赢来了更多的机会。
他必须冒这个险。
紧缩计划给希腊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压力，大罢工席卷全国。
此时此景，即使隔岸观火的美国，也不禁为之动容。
帕潘德里欧已无暇顾及这些，他开始了欧美之旅。先后访问了卢森堡、德国和法国，以寻求各国领导人对希腊解决债务危机的政治支持，恢复国际投资者对希腊政府债券的信任。他明确表达的观点是：希腊只是一个小国，但它如果被击中，有可能形成多米诺骨牌，导致欧元的倒塌，并导致世界重陷危机。
欧元国的成员，无不担忧这一点。帕潘德里欧把希腊的命运，与欧元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借助这种观点，他不再是一个祈求救援者，更像一个保卫欧元的战士。
欧元国在思考。它们在对救助希腊问题上，更近了。
但所有的国家依旧在紧盯着美国。
美国的选择，决定着希腊的命运，也决定着欧元国的应对策略。在美国表态以前，任何冒然行动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帕潘德里欧赶到了美国。
面对强势的美国，他说：“我们不是来要钱的，我们不是来借贷的，我们只是希望可以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得到其他国家可以得到的，就是正常利率的借款。”
他自始至终保持着作为一国总理的风度和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帕潘德里欧以他的睿智，说动了美国。他的三个观点，让美国不得不正视。其一，“债务危机的蔓延会导致欧元兑美元汇率滑坡，也会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上升，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其二，希腊危机会导致包括美国这样的大国的国债发生危机，“推高其他拥有巨额赤字国家的借款成本，并导致全球债券和汇率市场陷入震荡”——而这一点，正是美国最担忧的。其三，他针对一些美国主要对冲基金正在大幅做空欧元的举动警告说：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在欧元区甚至欧盟引发连锁反应，“如果欧洲的危机转移，可能触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程度堪比两年前开始的那一轮金融危机”。——在人们尚未走出次贷危机阴影的情况下，帕潘德里欧的话，让美国人不能不考虑。
这让美国人认识到，希腊的危机，也至少有一部分是美国要面对的危机。此时的希腊好像不再是欧元国，而像一个“美元国”。
帕潘德里欧以自己的睿智，把希腊的命运与欧元国、美国，都联系在了一起。
那些高喊口号抗议的人，或许还不知道，帕潘德里欧正在为希腊赢来重生的机会。
帕潘德里欧不卑不亢的表态，使美国媒体也禁不住感叹，他是一位含而不露的高明的谈判对手。
欧元国并不需要美国提供援助，他们只需要美国做一件事：不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美国只要去遏制投机活动，欧元国就已经谢天谢地。当然，美国需要选择时机。
默克尔与欧元区成员国组成欧洲货币基金，自己救自己，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是该组织中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介入，又将是另外一个锁链。
如果欧元逃过此劫，帕潘德里欧功不可没。
欧元之后，投机大鳄们下一个要攻击的将是中国。伎俩仍旧是：热钱涌入——逼迫本币升值——推高泡沫——热钱撤离——泡沫破灭……只不过，中国一直在主动制造并累积泡沫，并且乐此不疲，不遗余力。很多时候，不能埋怨投机大鳄太凶残，而应该想想自己的问题。
不自省者自灭。
在帕潘德里欧悲壮抗争的时候，北京又诞生了几大地王，其中有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下属企业。地王一出，周边房价立即暴涨……此时此景，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注解1】markit group成立于2001年，股东包括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高盛(goldman sachs)、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2010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