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六幅墨书题记重新释读，纠正了该墓发掘报告题记录文中的错误，对发掘报告题记录文中的漏字做了补释，并对六幅题记的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考证。"仙人半开门"图像是汉代画像的一类重要题材，流行于川渝地区和鲁苏地区的东汉中、晚期墓葬中。分析其图像构成，以及图像中启门人、道士的具体身份，可以看到在东汉中、晚期画像中出现并流行一种新的升仙程式。在这一升仙程式中，道士作用的突显反映了早期道教兴起和天师道在巴蜀地区盛行这一历史事实。汉代建筑明器中的复道、望楼、角楼等，是豪强大族为保卫其自身安全和守护物质财富，在庄园甲第中构筑的以防御为主要功用的建筑形式。这类建筑此前经历了一个发展衍变的过程，汉代成为具有较为完备功能的设施。明代发达的木刻刊印出版记事的功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可是，美术史的一般著作还局限在文人画发展的轨迹之上，明代典籍插图在整个明代绘画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三省备边图记》以一图一记或二图一记的方式，记录和表现了苏愚所指挥的抗倭之战，依据文字的构思立意、构图布局、人物表现，遵从审美规律的黑白对比与疏密安排，成为明代典籍中的抗倭图像的代表作。与卷轴画中的抗倭表现以及与典籍中的其它抗倭图像相比，明代典籍中的抗倭图像完全脱离了文人自我的或文人群体的趣味，将木刻刊印艺术上升到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时代写照，并表现出与自古就有的"成教化，助人伦"传统之间的联系。历代刻帖费时费力，而在明代私人丛帖中开风气之先的《停云馆帖》，却并列了三个版本的《黄庭经》，一个是作为对王氏法书的收录，一个是作为文氏自家书法成就的体现，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还包括了一个《黄庭经》残本。这不仅体现了文氏父子对于书法传统的钻研与继承、对金石趣味的体会与开拓，以及对人生幻灭的独特见解，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融入并明代中后期艺术潮流的一条独特途径，这是文家父子绝不亚于其绘画成就的文化贡献。对这个案例的探讨，有助于将文氏父子三人的艺术行为加以整合，通过金石学的桥梁使文氏父子不再隔离于近乎分别书写的书画与篆刻领域，进而对明代艺术史产生新的认识。近年来，关于明代经典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研究两大研究路径的分歧与前景曾引起过一些争论，而本文的论题刚好连接着这两个学术取向，一方面法帖自然属于典型的精英艺术，另一方面对于残本的兴趣却将传统艺术史的视野带向了更宽广的领域。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取景在借"，并指出"开窗莫妙于借景"。他把窗作为一个取景框看待，窗外窗内皆成为一幅幅不同内容、不同构图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则是由窗框起到的"间隔"作用形成的。窗框内形成的"透明层平面"把三维的景物"切割"并"压缩"成二维的画面。南朝时期画家宗炳利用一张绢素放置眼前，并透过它看到"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万里之迥"的画面。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表现的原理，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利用玻璃发明的方法早了一千年，并形成了人特有的取景与构图方法。文人墨客就是从窗框框出的美景中，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绝句，绘出了流芳百世的画作，并形成了"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本一律"，诗境即画境这个特有的文化审美现象。窗与窗、门发展演变成的隔扇，也继屏风载画的传统成为了裱装字画的载体，影响并决定了画画幅形式的形成与走向。本文以河南博物院石质文物保护为例，对石质文物保存环境、石质文物病害种类进行分析，对石质文物的保护进行初步探讨。9年，在洛阳市洛南洛龙路关林路南段发现一座唐代墓葬，出土有陶俑、动物模型、生活用具、石墓志等。此墓葬的发掘对唐代洛阳的分区、葬俗、行政区域管辖范畴的划分等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缶方是商代甲骨卜辞所载重要的方国，缶方之缶与匋古为一字。缶方(匋地)不在今晋南的永济，而应在汾水中游的今文水县西南1公里的平陶故城一带。卜辞中与缶方联系紧密的基方，则位于今晋中市太谷县东1公里。15年5月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巩义市东区发掘24座墓葬，其中M234根据出土墓志记载为唐代大和六年司马进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碾、炉、鍑、盂、执壶、茶盘、盏等，这些器物大部分都能在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记载中找到原型。此次发掘出土的茶具系列，为国内首次出土时代明确的组合茶器，较为地反映了唐代茶文化中从碾茶、煮茶、分茶到饮茶的过程，为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秦汉时期的马车分单辕马车和双辕马车两种，单辕车为主，双辕车次之。本文依据车舆以及马车结构上的变化进行类型学上的分类，以期获得马车在该时间段内演进的大概脉络，同时也能提供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类似马车时代的判定标准。郑韩故城东周时期空心砖墓葬是墓葬建筑材料新形式的体现，属于战国早期木椁墓到汉代砖室墓的过渡。本文依据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新郑郑韩故城空心砖墓葬和随葬品形式及分类进行研究，以此探讨东周时期该地区空心砖墓葬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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