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为稳定制造业比重指明了根本方向。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是指促进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有效向制造业聚集，促进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层面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要素保障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比重稳定在合理区间。围绕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健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投入机制，应重点在政策投入机制、创新投入机制、人才投入机制三方面持续发力。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离不开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从国内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截至2023年，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显著，货物贸易出口连续15年保持全球，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

但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202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6.2%，呈现连续两年回落态势，比2020年低0.1个百分点。

虽然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符合产业演进客观规律，但规模庞大的制造业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完整的产业体系是维护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坚实支撑。因此，要防止制造业比重快速、大幅下降。

从国际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应对大国竞争的关键保障。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根据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主要经济体完成工业化后大部分选择“去工业化”，服务业比重普遍达到80%左右，但也带来了产业空心化、技术创新能力衰退、收入差距扩大、供应链脆弱等问题。

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重新复兴制造业。其中，美国坚持“制造业回流”和“培育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2010-2021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1.8%，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前（2000-2009年）1.6%的平均增速水平，美国制造业比重从2010年的12%下降至2021年的11%，基本保持稳定；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2010年的8.5%提升至2023年的8.7%。日本和德国则坚持发展制造业，日本制造业比重2021年为21%，与2006年22%的峰值相比仅下降1个百分点，德国制造业比重2021年为19%，与2007年21%的峰值相比仅下降2个百分点。

未来制造业是各国博弈的主战场，是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保持我国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将有利于稳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保持我国在大国竞争中的优势。

加大战略、政策和要素投入

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重点要有效解决体制机制堵点卡点，在战略引领、政策倾斜、要素保障方面加大投入，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提供重要支撑。

强化战略引领作用，形成制造业发展共识。“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今后一个时期，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明确要求得到了地方层面的积极响应。

其中，北京在2021年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13%左右、力争15%左右；浙江在2020年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三分之一以上；福建在2021年提出，“十四五”期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广东2021年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30%以上。

发展制造业已成为社会共识，各地政府积极谋划产业布局，汇聚各类资源向制造业靠拢，为稳定制造业合理比重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氛围。

强化政策资源投入，优化制造业发展结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传统产业焕发生机，催生新领域、新赛道、新路径，为做大制造业“盘子”、稳定制造业比重提供明确方向。一是优化存量，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二是做大增量，加快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三是融合发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新”产业。

为打好产业优化组合拳，国家层面出台系列政策，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先后出台《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提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2023年，我国“三新”经济总增加值为22.3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7.73%，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

围绕政策支持方向，各地因地制宜布局制造业产业。例如，浙江加快建设国家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示范区，各地数字化、绿色化典型案例不断涌现；广东、江苏、湖北、湖南等先后明确未来产业重点，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产业蓬勃发展。

强化要素保障，挖掘制造业发展潜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要素的支持。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资源要素制约日益突出，中央和地方创新发展思路，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集约发展、绿色发展。

在土地资源利用方面，国家层面持续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地方层面，深圳、杭州、长沙等城市提出“工业上楼”，探索工业生产的新型产业空间模式，延伸产业发展的土地空间。

在人才引进方面，国家层面制定制造业人才培育计划。地方层面，江苏各地出台人才新政、上新人才公寓等举措招引人才；广东省推动茂名和佛山牵手共建“人才飞地”，强化区域协调；北海市布局建设“北部湾—深圳”国际人才飞地，链接深圳全球性优质创新资源，补齐人才短板。

在金融支持方面，国家层面加快推进产融合作。地方层面，深圳等地积极探索科技金融合作，促进金融与科技“双向奔赴”。

多措并举健全投入机制

从机制建立来看，可从政策投入机制、创新投入机制、人才投入机制三方面发力，多措并举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

政策投入机制方面，加大财税支持和强化金融服务。资金是稳定制造业合理比重的血液。当前，我国财税金融政策对制造业的支撑服务偏弱，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增加制造业资金供给，需加大财税对制造业支持力度。健全重大战略任务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重大产业基金运作和监管机制，确保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战略要求。完善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

增加制造业资金供给，需强化金融对制造业服务能力。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持续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贷规模。积极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工具，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强化对制造业的融资供给能力。

创新投入机制方面，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和未来产业培育、“三新”产业发展。创新是稳定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动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和未来产业培育、“三新”产业融合发展均离不开创新这个“牛鼻子”。

一是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投入，利用新技术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制造业效率提升和向高端延伸。

二是加快培育新兴和未来产业，加大对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投入，强化“中央+地方”配套措施，集中优势资源集中解决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问题；加快布局发展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投入，构建技术创新、中试应用、产品推广的全链条产业发展机制，抢抓产业发展制高点，培育经济增长动力源。

三是推动“三新”产业发展，鼓励各地发展特色“三新”产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为新产品、新模式、新应用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加快培育数字产业，丰富数据要素应用，助力制造业发展。

人才投入机制方面，实现多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和多渠道人才激励。人才是稳定制造业比重的资源。当前，制造业企业面临人才“找不到、招不来、留不住”难题，人才脱实向虚、结构性用工短缺等突出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存在高技能人才稀缺和一线工人短缺问题。

增加制造业人才供给，应建立多层次人才引进培养机制。支持各类院校深化工科建设，强化产教融合，建设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一批战略科学家、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完善人才政策，为留学人员和海外人才归国创新创业创造便利条件。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企业家坚守实业，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企业。

增加制造业人才供给，应建立多维度人才激励机制。加快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鼓励企业自主评审职称，建立职业资格与职称体系双向互通评价。加快构建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赋予企业人才评价更大自主权，协助解决好制造业高端人才安心创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