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沿海地区生活成本上涨、内陆省份用工需求增加，以及新一代农民工不愿离乡背井太远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春节后各地“民工荒”问题再次凸显。对此，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尾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将对工资、物价、消费以及经济结构、宏观政策带来深刻影响。
专家表示，受困于目前严格的户籍制度、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农民工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待遇问题的考虑，相关企业仅仅靠“加工资”很难挽留农民工继续受聘。建议未来一方面升级改造低端产业，让机器、技术和资本密集来替代劳动密集，另一方面城市要出台政策，让农民工和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吸引农民进入城市就业。
现实 用工缺口节后凸显
中国纺织协会有关珠三角总体人力资源的报告指出，今年区内将缺工超过200万人。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统计，目前全省有2.12万家企业急需用工56万人，企业缺工主要表现为行业性缺工、结构性缺工和季节性缺工等特征。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欧美经济逐渐复苏，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有所增大，企业的订单增加了，招工量也有可能扩大，所以今年春季的招工难问题可能比往年更加严重。
另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
对此，赛迪顾问副总裁秦海林博士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表面上看，“民工荒”出现是由于受经济增长影响，劳动力需求加大，供求出现短期失衡。但探究深层原因，则是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达到尾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实际工资不会上涨。直到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吸纳干净，此时若要继续吸纳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刘易斯拐点”。
其实，早在2006年，我国许多地方就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现象暂时消失；但伴随经济的复苏，劳动力需求加大，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民工短缺”现象再次进入眼帘，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度，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8.9%。特别是珠三角地区，2009年该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较2008年减少22.5%。
“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刘易斯拐点’已经向我们走来。”秦海林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则表示，“招工难将会常态化，农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蓄水池”。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蔡昉教授认为，“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对策 结构性“涨薪潮”渐起
兔年春节过后，一些农民工聚集的省市还纷纷借力“涨薪”来抢聘足够的劳动力。广州台商协会会长程丰原称，台资企业今年开出的薪酬水平，会普遍比去年同期高出18%或以上。长三角地区职介所的一位负责人则说，今年企业提供的月薪普遍同比增长20%。山东省方面，滨州市区一间餐馆，给服务员开出的工资及津贴加起来，达每月2500元。东莞有些企业甚至利用与一个月薪金相近的“回厂开工奖”，吸引民工春节后返回继续受聘。
对此，专家分析指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其实，自去年年中以来，已有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北京、山西、山东、湖北、宁夏、吉林和陕西等十多个省、自治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地方涨幅超过20%。在此拉动之下，去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出现大幅度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2010年是自1985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农民工资性收入高达17.9%。
不过，长期以来，我国职工平均工资的增幅远远低于gdp的增幅。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曾撰文剖析，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人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因此，此轮工资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明显。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的劳动力现在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样无限供给，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秦海林认为，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工成本上升，必然对应着农业人工机会成本的水涨船高。也就是说，必须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这在近几年反复出现在沿海、乃至中东部地区的企业“招工难”、“用工荒”现象中已有所反映。
趋势 城乡劳动力渐同步短缺
秦海林认为，未来劳动力紧张的趋势会一直延续，因为目前严格的户籍制度、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农民工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面临的种种困境，导致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离开城市，回归家乡，或是到离家相对较近的本省的小城市就业，现在许多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在日新月异的进行之中。因此，未来农村劳动力可供挖掘的潜力是在逐步减小的，人口红利在逐渐隐退，预计今后劳动市场用工缺口会更大。“用工难”在“十二五”期间甚至可能演变为亟须我国政府解决的一项长期性和整体性的问题。
那么应如何解决可能长期存在的用工难问题，张翼建议，一方面要进行低端产业的升级改造，让机器、技术和资本密集来替代劳动密集，另一方面城市要出台政策，让农民工和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吸引农民进入城市就业。
此外，在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的同时，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逐步显现。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去年对农村进行的调查发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他认为，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是要促进劳动力的城乡双向流动；二是在农村有条件的地方实现机械化；三是促进合作社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四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农业的生产方式。
“城市和工业劳动力的短缺问题和农业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农业能够节约出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仍然有一定的可挖掘空间。”
对策 结构性“涨薪潮”渐起
为了应对“用工荒”带来的阵痛，很多企业打出“亲情牌”、“待遇牌”等多种手段来挽留工人。比如包机或包大巴直接送工人回家，春节前大派“红包”，建造农民工公寓，许诺改善福利待遇等，绞尽脑汁为企业未来的正常运营做准备。
兔年春节过后，一些农民工聚集的省市还纷纷借力“涨薪”来抢聘足够的劳动力。广州台商协会会长程丰原称，台资企业今年开出的薪酬水平，会普遍比去年同期高出18%或以上。长三角地区职介所的一位负责人则说，今年企业提供的月薪普遍同比增长20%。山东省方面，滨州市区一间餐馆，给服务员开出的工资及津贴加起来，达每月2500元。东莞有些企业甚至利用与一个月薪金相近的“回厂开工奖”，吸引民工春节后返回继续受聘。
对此，专家分析指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其实，自去年年中以来，已有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北京、山西、山东、湖北、宁夏、吉林和陕西等十多个省、自治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地方涨幅超过20%。在此拉动之下，去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出现大幅度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2010年是自1985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农民工资性收入高达17.9%。
不过，长期以来，我国职工平均工资的增幅远远低于gdp的增幅。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曾撰文剖析，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人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因此，此轮工资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明显。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的劳动力现在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样无限供给，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秦海林认为，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工成本上升，必然对应着农业人工机会成本的水涨船高。也就是说，必须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这在近几年反复出现在沿海、乃至中东部地区的企业“招工难”、“用工荒”现象中已有所反映 。
趋势 城乡劳动力渐同步短缺
张翼认为，我国整体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出现了几大趋势：一是越是年轻的农民工的供给越少；二是随着高中阶段招生量的扩大，初中和小学阶段的农民工基本没有了，对于以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招工变得越来越难；三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越来越大，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由沿海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沿海地区的招工难比内地表现得更加严峻。
秦海林认为，未来劳动力紧张的趋势会一直延续，因为目前严格的户籍制度、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农民工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面临的种种困境，导致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离开城市，回归家乡，或是到离家相对较近的本省的小城市就业，现在许多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在日新月异的进行之中。因此，未来农村劳动力可供挖掘的潜力是在逐步减小的，人口红利在逐渐隐退，预计今后劳动市场用工缺口会更大。“用工难”在“十二五”期间甚至可能演变为亟须我国政府解决的一项长期性和整体性的问题。
那么应如何解决可能长期存在的用工难问题，张翼建议，一方面要进行低端产业的升级改造，让机器、技术和资本密集来替代劳动密集，另一方面城市要出台政策，让农民工和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吸引农民进入城市就业。
此外，在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的同时，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逐步显现。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去年对农村进行的调查发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他认为，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是要促进劳动力的城乡双向流动；二是在农村有条件的地方实现机械化；三是促进合作社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四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农业的生产方式。
“城市和工业劳动力的短缺问题和农业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农业能够节约出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仍然有一定的可挖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