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媳妇没了，我也不想活了。”恶狠狠地甩出这句话后，陶桂林重重地摔了一下门，把自己和缩在房间角落的小媳妇关在了屋里。应该是摔门的力气过大，破旧不堪的屋顶传来了瓦片碰撞的清脆响声，一缕缕灰尘从门上方的屋檐缝隙处震落下来，正好落在了站在门口的张长斌肩上。
对于田蓬边防派出所所长张长斌来说，碰到这样的情况是意料之中。为了将陶桂林娶到的“越南媳妇”劝返回国，张长斌已经是第四次登门造访陶桂林家。在云南文山边境一线，像张长斌这样的劝返工作已经成为了常态。这些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寨，跨国婚姻早已是司空见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部分边民，越南新娘并不是什么遥远的幻想对象，而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生活
不断生育子女是她们维持家庭的方式
如果不是老婆陶金美再次意外怀孕，吴咪伞的新房不至于变成了“半成品”。为了照顾刚刚生产完的老婆和孩子，吴咪伞不得不提前半年辞去广州工地的工作回到田蓬老家，因此用来装修新房的钱也没了着落。现在，吴咪伞家裸露着红色砖墙的新房成为了整个寨子里最显眼的建筑。而屋子内部就像是小区刚建好的毛坯房一样，要是放在城里根本是住不了人的，不过吴咪伞一家倒是不介意，实际上和之前的土基房比起来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改善很多了。
住在“半成品”的屋子里并不是老婆陶金美的错，因为吴咪伞也有份。不过现在想起来吴咪伞还是有些后悔，和老婆结婚6年就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差不多两年抱一个，虽然在村子里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今年刚满24岁的吴咪伞还是感觉到越来越吃不消。然而对于陶金美而言，显然没有意识到老公的忧虑。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陶金美希望能够继续给吴咪伞生小孩，只是她的要求被吴咪伞干脆地否决了。
这应该算是吴咪伞夫妇第一次发生分歧。自从陶金美17岁的时候从越南苗旺县新街村嫁过来，她和吴咪伞还从来没有红过脸。与其说双方能够在所有情况下达成一致，不如说是陶金美在任何事情上都对吴咪伞百依百顺。自结婚之后，吴咪伞主外陶金美主内，不过凡是吴咪伞提出的要求陶金美都在是第一时间点头，这也难怪人们总是说，越南的媳妇如何贤惠如何顺心。平常家里来人的时候，陶金美总是沉默不语默默地干着家务活，然后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也许是“越南新娘”这个特殊的身份，让陶金美身上有种“毫无存在感”的特质，即便是和她面对面的时候也无法找到和她沟通的欲望。
吴咪伞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尴尬。自从和陶金美结婚之后，惜字如金是两人间交流情形最好的定义。即便是平常的对话，大部分的情况也是吴咪伞在吩咐什么或是单方面的告知。一开始陶金美还有少量的回应，比如吴咪伞吩咐她出去买烟的时候，陶金美会问要什么牌子、多少包、路怎么走，不过到了后来就连这样的交流都渐渐消失，原因除了陶金美对买烟驾轻就熟以外，她已经能够做到吴咪伞不开口就能知道他需要什么。这是夫妻双方多么难得的默契，但与此同时也让开口说话变得更加没有必要性。
既然两口子连交流都省略了，那还能干什么？答案很显而易见，生娃。刚结婚的吴咪伞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结婚不到一年便有了大儿子，两年后又有了第二个。几乎每次打工回家，吴咪伞和陶金美的任务就是生孩子，直到今年第三个孩子出生，吴咪伞意识到造人的脚步需要停下来了。即便不是房子装修的问题，吴咪伞也觉得三个孩子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抚养能力。现在的情况是，吴咪伞一人干活喂饱家里5张嘴，尽管去广州打工的收入比起在家里种田翻了十多倍，但是负担起那么多人的饮食起居，还是有点吃不消。然而陶金美似乎还沉浸在生孩子的成就感中。吴咪伞说陶金美最近一次和他交流，问的就是什么时候要第四个孩子。而吴咪伞仅仅回答了两个字：“不生”。而后，吴咪伞头一次看到陶金美落泪。
在吴咪伞所在的大弄村走访了一圈，村里大概有15对中越跨国夫妻，这些家庭的共性是子女众多，其中最多的一家生育了6个孩子。事实上，越南媳妇来到中国以后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呆着，对于这些背井离乡又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的妇女来说，家庭成为了她们全部的核心，而不断地生育子女，是她们所能想到的维持家庭的最佳也是唯一的方法。
关于爱情
有情饮水饱是不现实的
如果在村里遇到妇女和她们打招呼，那些摇着手说“我不懂中文”的，一定是来自越南的媳妇。这是马关县民宗局副局长熊熙总结出来的一条规律。如果有机会试验的话，便能发现这条“定律”百试百灵，这些来自异国的妇女总是想尽可能地摆脱不必要的关注和聚焦，当然，她们却没意识到一句“我不懂中文”却完全出卖了自己的身份。
如果不是本地的村民，很难分清迎面而来的哪些是越南媳妇，哪些是中国姑娘。对于那些幻想着越南新娘，统统都是面容姣好、身材婀娜的招牌女郎的人，是时候清醒了。当然不否认越南有漂亮的姑娘，而娶她们的中国伙子也并非都是冲着她们的相貌去的。
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吴少珍并没有在身材保持上花太多的功夫，即便吴少珍再年轻5岁，天生的大下巴和塌鼻梁也让人无法将她称为美女，不过她还是在21岁的时候完成了自己最大的心愿：嫁到中国来。娶她的是比她大5岁的麻栗坡大罗村的苗族小伙陶咪包。当年，刚满26岁的陶咪包见到吴少珍的第一眼就决定迎娶这位越南新娘，回家准备了2000元的彩礼后，陶咪包便顺利地从吴少珍父母手中将她接到了中国。这并不是一个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事实上，陶咪包讨老婆只有两个条件：女的，活的。而吴少珍刚好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而已。
在苗族村寨，过了25还没有娶到老婆不是件光彩的事。而已经超过了一年极限年龄的陶咪包不得不将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了越南的亲戚。由于个子矮家境拮据，陶咪包原来的苗族女朋友嫁到了别的寨子，这让陶咪包又气愤又难过。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陶咪包决定效仿村里的其他人讨一个越南媳妇。虽然是终身大事，但找越南媳妇更像是选商品，只要型号款式对了就行了。经过亲戚的推荐，陶咪包来到了越南和吴少珍见了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陶咪包用苗语和吴少珍交流了几句，觉得没问题，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陶咪包迎娶吴少珍的时候没有举办任何仪式，这是双方都默认的，陶咪包仅仅是口头上通知了住在村里的亲戚，自己就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了已婚青年。事实上，这场看上去对女方极不公平的婚姻并没有引起吴少珍的不满，相反，吴少珍还十分感激陶咪包帮助自己实现了梦想。而接下来的发展，就和其他娶越南新娘的家庭一样，男的外出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
不过也有例外，陶宝新说他和自己的越南老婆是互相看上的。在两年前的一次中越边境互市上，22岁的陶宝新在集市上遇到了越南女孩王咪羊，同是苗族让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在我们村子，找越南媳妇是件非常正常的事，如果喜欢的话家里也不会反对。”陶宝新在征得家里人同意后便去越南提亲，很快两位年轻的中越青年便生活在了一起。
在中越边境的跨国婚姻中，能像陶宝新这样找到自己喜欢的越南新娘一起生活应该是屈指可数的案例。并不是这里的年轻小伙不希望追求爱情，而是生活的落魄和思想的封闭让他们无暇顾及爱情。在这些边民眼中，有情饮水饱是不现实的，和越南新娘结婚生子更像是一种生活必经的过程，就像陶咪包所说的，反正日子一天天过，找谁过都是一样过。
关于国籍
未经正规渠道进入中国的“三非人员”
几年前，没有村民希望张长斌敲开自家的大门，因为村民们知道，这位身穿制服的“不速之客”十有八九是为了家里的越南媳妇而来。“要是媳妇没了，我也不想活了。”愤愤地甩出这句话后，大弄村的村民陶桂林重重地摔了下门，把自己和缩在房间角落的小媳妇关在了屋里。这样的场景对于田蓬边防派出所所长张长斌来说早就习以为常。虽然从表面上看，越南新娘对于社会发展进步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国籍是这些越南新娘永远也绕不开的问题。
在张长斌看来，越南新娘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按照法律规定，这些未经正规渠道进入中国的越南妇女被称为“三非人员”，或是统称为跨国婚姻。长期以来，“三非人员”都是云南边境一线突出的社会问题，按照规定，这些未取得中国国籍或居住证的外国籍人员一经发现是要遣送回国的，即便是留在中国，也必须受到严格的监控。因此，生活在这里的越南新娘不得不终日面对着尴尬的身份问题。
为了让自己的越南老婆更好地融入村里的生活，马关壮族南松村的村民陆德领特意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田美芬，然而，媳妇的名字好改，但是身份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变。22年的中国生活，让田美芬能够毫不费力地听懂普通话，如果陆德领不在家，田美芬甚至可以替他参加村委会召集的会议。然而，由于始终没有合法的身份，田美芬20多年来都被当地政府划为“灰色人员”。一开始，陆德领对所谓的合法身份并不在意。“不就是没有国籍没有户口么？只要我知道是我老婆就行了。”这种无所谓的态度直到田美芬住院的时候才发生转变。由于属于境外非法居住人员，需要动手术治疗的田美芬享受不到一分钱的医保，而光是一个月的医疗费用，几乎花光了陆德领家里所有的积蓄。除了医保以外、新农合、低保补贴以及所有的边疆惠民政策田美芬都无法享受，而这无疑给本来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的边民家庭埋下了难以估量的隐患。
摆在田美芬面前的困难还不止这些。由于没有中国国籍，田美芬无法办理正常的出入境手续，这也让她再也回不了越南老家。几年前母亲病危，知道消息后的田美芬却无能为力。如果她偷偷跑回越南，有可能再也无法回到中国。最终田美芬没有冒这个险，这样她的余生，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遗憾。
这还不是最糟的，由于越南新娘没有合法的身份，因此所有娶到越南媳妇的家庭都得不到法律的承认，而所谓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仅仅是村民们口头上的说辞而已。而婚姻一旦没有法律的保护，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接踵而来。如果不是村民李东汉大半夜声嘶力竭地敲开张长斌家的门报案，张长斌根本不会意识到还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半年前，李东汉从越南河江省苗旺县的石排村娶回了一位19岁的越南小媳妇，为了给新老婆过上好日子，李东汉在新婚后一个月便到湖南打工挣钱，把小媳妇自个留在了家里。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李东汉的邻居打电话给他反映他的小媳妇跑了，一头雾水的李东汉赶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果然早已人去楼空。又气又急的李东汉刚想到越南打听，没想到却发现自己的新婚媳妇住到了村里的另一户人家了。原来是这位不甘寂寞的越南妹趁着李东汉外出打工的时候跑到村里的另外一户单身汉家，除了排解寂寞以外，更加吸引她的是这个单身汉稍微富裕的家境。结果，新媳妇一点也不愿意跟李东汉回家，出于无奈李东汉只好报案求救。
而在别的村寨，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走访中张长斌发现一个现象，大部分嫁到中国的越南新娘都生活在越南极度贫困的山区，她们对于物质的渴望往往在来到中国之后被无限放大，以至于她们看到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家便产生了向往之情，即便是已经和自己的丈夫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依然有可能跑到别家寄居。虽然张长斌非常同情李东汉的遭遇，可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调解起来也毫无头绪。
关于未来
永远绕不开的“跨国婚姻”
一直以来，如何管理这些越南新娘成为了当地政府和边防武警最头疼的事情。事实上，近年来中越边境跨国通婚的数量还在逐年上升，越南女性通过婚姻迁入中国的现象十分突出。在一些官方机构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云南边境跨国婚姻主要是由经济差距的推力和拉力、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婚姻观念转变、传统习惯等原因导致。更重要的是，越南女性的进入对云南边境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改变了两地人口结构，形成新的移民文化，对户籍、婚姻、生育管理制度形成挑战，并引发某些社会和公共安全问题。
如果细细分析越南新娘在边境地区如此普遍的原因，便会发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古以来，中越边民就有通婚的传统。接壤的村屯边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过程中互相接触、交往，语言、服饰、饮食、生活习俗等基本相同，甚至属于同一个民族，由于这种亲缘关系错综复杂，给边民通婚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越南战后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缓慢。人民生活困难，许多越南女子渴望摆脱困境，想到中国谋生路，而通婚无遗是最佳的选择。在一项调查中，310名越南妇女无一例外地表示愿意嫁到中国来。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一些中国男性边民因贫困在中国娶不起妻子或丧偶，只有娶越南女子。而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必将越来越频繁。这必然带动边民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跨国婚姻也必然会增加。
张长斌常常被问及一个问题：这些越南新娘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后再嫁过来呢？而事实上，长期以来的习惯，造成了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这些跨国婚姻几乎从来没有办理登记和加入中国国籍的先例。由于长期生活在偏远的边境山区，很少走出来，所以这些跨国婚姻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法律手续不完善会有多大危害，一些边民甚至认为办不办结婚登记，加不加入中国国籍都区别不大。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这些边民的经济条件十分有限。有些边民也有过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和入籍的想法，但一旦听说需要数目不小的费用就纷纷退却了。
很显然，没有合法国籍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国农村主要是农民集体所有制经济，而越南妇女没有中国国籍和户口，所以无权分田地，也就无法融入当地的集体经济从事生产劳动。越南妇女的其他权益，比如医疗、保险、人身安全、劳动力流动等也丝毫没有保障。另一方面，婚姻的存续是一个情感积累和生活互惠的过程。夫妻之间往往需要时间交往，了解彼此的性情和生活条件，才能完成婚恋的全过程。然而跨国婚姻的“夫妻”双方往往为一个生存态势而存在，所以也无从谈及家庭的意义和责任。
就在今年，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的出台，该草案对原有的《外国人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进行了合并，有望对当前出入境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而对于张长斌所在的执法机构来说，也推出了系列的新举措，比如“三非人员”分为“新三非”和“老三非”。对于“新三非”坚决打击，已经发现立刻遣送，而对于500多名“老三非”则采用劝说的方式，尽量不引发边境人民的抵触情绪。而对于那些会跑到别家过日子的越南新娘，张长斌还专门让这些妇女签订了《“三非”人员道德准则承诺书》，尽量避免这样的闹剧再次发生。
毫无疑问，直到现在，远嫁中国依然是很多越南女子的梦想，跨越边境线的婚姻也将成为这里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