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英国法律监管系统因Mazur判决而受到剧烈冲击，导致众多从业者与机构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既有的工作模式遭到质疑。在密切关注上诉结果的同时，这一事件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长期观点：是时候对2007年《法律服务法》（LSA）进行彻底改革了。
CILEx Regulation（英国特许法律从业者监管局）一直致力于支持受此挑战影响的各方。自今年11月初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LSB）批准我们的申请，允许法律行政人员获得独立的诉讼权以来，我们已授权超过650名人员独立开展诉讼业务。我们确信，到春季，绝大多数希望获得执业权的特许法律行政人员都将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审查现行监管框架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前的LSA体系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从历史悠久的行业自律结构中引入了半独立的监管机构，导致体系臃肿且复杂。目前存在一个监督监管机构以及八个规模差异巨大的独立监管机构，监管依据往往基于历史活动而非当前风险。这导致受监管群体和消费者都对体系缺乏信心。高调律所的倒闭和向监察员投诉的上升，充分暴露了系统内部的紧张关系，LSB甚至曾对律师监管局和律师标准委员会采取过执法行动。
此外，消费者群体日益多元化，需求更加迫切，并渴望以新方式获取服务。市场格局也已发生巨变。我们的2024年研究显示，未受监管的法律服务提供商约占市场份额的10%，且在人身伤害和房产交易等领域，这一比例正在上升，特别是在中小企业群体中。消费者对监管边界的认知也参差不齐。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法律服务的提供方式和提供者。
构建新监管框架的基石至关重要。首先是监管独立性：LSA模式日益与其他行业（如医疗）及大多数专业服务领域的监管模式相悖，后者通常拥有独立的监管机构并在专门立法下运作。法律服务业中责任界限模糊，旧有的会员组织仍保留残余职能。2024年，下议院司法委员会在致大法官的信中明确指出，2007年法案未能提供稳定的长期框架，并担忧监管机构与LSB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和谐与 dysfunction。
其次是基于风险：现行监管基于头衔而非风险，导致遗嘱书写和遗产管理等关键消费者活动未被纳入监管。这也意味着，尽管特许法律行政人员资历深厚，若未获得额外的遗嘱认证执业权，便无法向遗嘱认证局提交文件。新框架应基于活动本身的内在风险。
第三是比例原则：监管框架需认可并尊重从跨国城市集团到单人执业所的巨大差异。在经济犯罪和道德标准等领域，必须避免一刀切，采取相称的要求。这将使律所能够专注于满足客户需求和创新，而非被繁文缛节束缚。我们需要LSB在强制推行规则前评估其成本，并大力促进创新。我们四年前提出的“律所盒子”计划旨在帮助人们更轻松地设立新公司，未来我们将继续推进这一战略。
第四是透明度：问责制是监管机构成功的关键。过去三年，CILEx Regulation彻底改革了工作方式，使几乎所有董事会文件在会议前公开并可接受评论。我们首次就企业战略草案进行公开咨询，超过20,000人观看了相关网络研讨会，这一数字远超我们的监管规模。
未来几个月，法律将更聚焦于诉讼律师的职责及LSB在监管格局中的角色。我们欢迎司法大臣Sarah Sackman宣布政府启动近十年来首次对LSB的独立审查。在此期间，法律服务业发生了显著变化，法律科技（Lawtech）也迅速增长。但我们认为应走得更远，利用这一机会塑造法律监管，使其真正以消费者利益为先，独立于专业团体利益，建立共享证据基础，并构建一个适应2030年代而非根植于上个世纪的监管框架。
对于中国法律科技从业者而言，英国此次从“身份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转型思路极具参考价值，特别是在AI重塑服务交付模式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创新效率与消费者保护，将是全球法律服务业共同面临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