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主要危险
吴敬琏是以“吴法治”的身份，来推出这本书的。早年，也就是1990年代之前，吴敬琏的社会形象基本上可以叫做“吴市场”。换句话说，那时他是以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而著称于世的。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落地生根，吴敬琏发现他早年对市场经济的幻想过于浪漫，“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之中”。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变形走样，社会越来越无序和失范，吴敬琏大梦渐醒，从前的“吴市场”，就逐渐变成了“吴法治”。但他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却始终没有变化，只是更理性，更成熟罢了。如何用法治来规范市场经济，保障市场经济，成了吴敬琏晚年思考的主题。
在这点上，吴敬琏完全是以三娘教子的心态，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主要就汇集了他多年来反思市场经济，多年来主张法治与民主的言论。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现在面临着两种主要危险，一种危险来自左，一种危险主要来自自己的阵营，对手主要是他原来的同道，即当年和他一样因主张市场经济而成为另类，后来却越来越主流、越来越飞黄腾达的某些老朋友。个人友谊的淡漠固然令人伤感，但最让吴敬琏忧心的，还是那些老朋友所代表的那种势力，那种思想倾向。与老近卫军不同，这批人“并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去，然而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在过去20多年中，“要求进行规范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例如，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金融魔术、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等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在吴敬琏看来，*之所以蔓延，就在于有那么一种强势力量，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交换，把市场体制变成分肥体制。他们只会在混水中摸鱼，水清了，他们就无鱼了。所以，强大的法治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恰恰是他们的噩梦。但是，正是他们往往占据着改革的话语高地，他们一切混水摸鱼的丑行，都套上了改革的炫目光环。
两种力量，一个是因分赃不均而不满现实的老近卫军；一个是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他们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组成了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同盟军，导致了市场秩序的倒退和混乱。
如果说，在整个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吴敬琏主要是跟反市场的老近卫军角力，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吴敬琏就陷入了两面作战，而且是把主要精力用来跟本来同属于市场派的新贵们交锋。反市场的老近卫军对他自然是咬牙切齿，如有杀夫之仇；新贵们则认为他多管闲事，碍手碍脚。吴敬琏就这样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是人，挣扎于两种力量的夹缝之中。
三个方向的挑战
好在，虽然在精英层面几乎落落寡合，但在群众中间，吴敬琏以其独有的道德形象，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随着市场经济无序状态愈演愈烈，底层乃至中产阶层都因为市场的无序而饱受煎熬，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市场经济，其声誉一落千丈；群众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的反面，作为市场经济主要捍卫者的吴敬琏，因此在群众中也开始失去原有的尊敬，彷徨孤立达于极点。市场经济的这种尴尬境遇，吴敬琏其实有所预言。第三次改革大论战爆发前夜的2004年，他曾这样预言：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弱势群体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了损害，但对于是什么样的制度或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可能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如果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两种力量结盟蒙蔽群众，就有可能把群众误导到反市场的方向上去。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本来已成明日黄花的老近卫军，竟然赢得部分群众的喝彩；甚至某些自由派学者，也盲目附和群众的激愤，扮演起民粹主义先知的角色。这在在印证了吴敬琏预言的精确。所以，争论巅峰中的2005年12月，吴敬琏曾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著名论断来结束自己的演讲，以此提醒同道：
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两方面的人群，看起来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它们一旦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
无论是老近卫军的狙击，还是新贵的作祟，这一切其实都在情理之中，意料之中，因而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对人杀伤力最大的，应该是部分群众的倒彩。群众往往是非理性的，他们只是凭感觉做出选择，凭义愤采取行动。实际上因为信息不对称体制，他们也根本不可能获取足够的资讯，也就不可能理性得起来。而嘈杂的剧场效应，比的只是姿态，比的只是调门高，谁敢于附和群众，谁就容易得到群众，也就容易最后操纵群众。这已经是被历史千遍万遍证明了的铁律。不幸的是，这个铁律在当下中国还很管用。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就部分呈现了这个特点。吴敬琏看出了这个危险的苗头，但有多少人能够认真倾听他呢？“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吴敬琏的这声呐喊在民粹主义的喧嚣中，那么苍白乏力，那么孤苦无助。
老近卫军，当红新贵，以及从底层抗议中派生出来，而为部分精英推波助澜的民粹主义潮流，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面临着来自这样三个方向的挑战。市场经济走到今天，其力量的确在不断壮大之中。但毋庸讳言，反市场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市场力量的壮大而稍有衰减。老近卫军固然已是气息奄奄，但政府管制的力量，行政垄断的力量则仍在不断强化之中，民粹主义也在潜滋暗长。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并非不可逆。事实上，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被人为终止的悲剧，无论是别的国家，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发生过。对此吴敬琏有清醒认识。他曾反复提醒人们：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搞市场经济，但是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多，它们的教训值得借鉴。他并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道：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初期总是比较乱的，经济发展了，自然就会规范起来。这种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亚洲有的国家曾经有过很好很快的发展，但是几年十几年以后，因为缺乏法治，都陷入了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的泥坑，遇到一点风吹草动，或遇到一种外来的冲击，经济一下子就崩溃了，而且长期不能从泥坑中走出来。历史发展存在路径依赖，这种情况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经济结构的背后
吴敬琏坚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但自由市场经济在当下中国遭遇的困境充分说明，没有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法治则是支撑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洋洋数十万言，全部旨趣无非在此。
......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让最大多数国民受益。原因何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我们的主导产业，都是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它们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最低端，因而附加值最低。这就注定了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劳工阶层，必然收入微薄，从而注定了中国必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
但是进一步追问就不难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既然加工制造业附加值最低，我们为什么不选择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呢？是我们笨，是我们知识不够，因而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失去竞争力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发展不起来，不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环境问题。
对制度环境问题，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有过很好的解读。陈志武教授认为，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跟人打交道，主要是一种非人格化交易。而非人格化交易必须保证安全，才能持续。而要保证交易安全，就需要一整套的规则体系。没有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做保障，交易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就会让人望而却步。
交易成本从根本上说，无非一种社会关系成本。社会关系越简单，越规范，交易就越简单，交易成本就越低。社会关系越复杂，越失序，那么交易就越麻烦，交易成本就越高。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显然属于后者。既然没有确定的规则体系保证跟人的交易的安全性，人们就只好主要跟物打交道。主要跟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起来。这就是说，制度环境注定了中国只能做世界加工厂，而做不了世界设计师。
其实，知识经济时代之前的西方国家，也曾遭遇底层社会庞大的困境。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对无产阶级的生活品质有多少实际的帮助，反而导致无产阶级普遍的贫困化，进而导致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潮流。只是从19世纪中期起，依托于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西方国家迅速实现了产业转型，在转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之后，从前的无产阶级队伍才逐渐消失，劳动者才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由此缓解了全面的阶级对抗，而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
看看发达国家的财富巨头，他们大多是知识经济的弄潮儿，他们的个人成功，往往主要凭借于他们的创造，他们的创造非但不需要以盘剥他人为前提，反倒给他人提供无数高附加值的工作机会和创业机会，带动更多人致富。比尔·盖茨就是如此。而我们的财富巨头，除了来自非市场领域，真正来自市场领域的，则往往是加工业巨头。他们的巨额利润，大多是底层劳工贡献出来的，与古老战争年代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尝有本质区别？
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
正因为如此，一直强调社会公正的吴敬琏，并不满足于主张全民低保，主张划转国有资产供国家偿还老职工社保欠账之用。在他来说，仅仅这些救济型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不足以让底层真正走出困境。西方国家是通过产业转型来改善劳动阶层的处境而实现均富的，这条路中国也必须走。所以吴敬琏坚决主张增长模式转型，坚决主张转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而要实现增长模式的这种转型，就必须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平权，才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和建立在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竞争可言。
市场经济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市场经济，一种是现代市场经济。身处文明时代，中国已不存在发展原始市场经济的空间。沿着原始市场经济一路狂奔，中国最终必然要面临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上半叶所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反市场力量的膨胀就会无从遏制；而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注定中国不能承受大的震荡。中国必须完成增长模式的转型，转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才能普遍提升底层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解。而从原始市场经济转到现代市场经济，起化学作用的关键元素就是法治。通过建立法治，促成政治平权和法律平权，使得任何权力主体都在公认的规则体系的制约之下，这是吴敬琏晚年最大的梦想，实际上，这也应该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梦想。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著，三联书店200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