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炒房团”曾是楼市的一个风向标。前几年，“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劲吹楼市涨价风。不过，在调控政策的一连串打击下，“炒房客”们却已经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
黄先生是温州苍南人，早在1994年就来到北京做灯具生意。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楼市价格突飞猛进，黄先生在北京的“第一要务”就变成了“炒房”。2005年前后，也就是楼市最火的那几年，黄先生在北京最多曾拥有过22套住宅和4个商铺。
“我们那时候经常被称为是腰上挂满钥匙的人，”黄先生面带微笑，显然对过去的生活感到满意，“我虽然不把钥匙挂腰上，但当亮闪闪的钥匙摆上一抽屉的时候，那感觉还挺好的。”
黄先生购买的住宅和商铺中，位置、户型绝佳的房子，用黄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升值空间大，适合长线投资，一般用于出租，等过个几年，价格翻过几番之后再出手卖了。”而其他的房子，大约过个半年一年黄先生就会“卖掉再换一批”。
“通过炒房具体挣了多少钱，”黄先生笑着摇摇头，“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一般半年涨个20%-30%，我就会出手卖了，行情好的时候半年也能涨50%。”
2009年，北京的房价以月涨数千的速度疯狂上涨，据北京中原统计，2010年一季度北京商品房均价已经达到21880元/平方米，相比2009年同期房价11615元/平方米上涨幅度已经达到88.4%。
这时，人们把民怨发泄到了炒家身上，一时间“投机商”、“无良炒房客”的指责四起。“在顺境中被骂，是另一种心态。”黄先生回忆，这甚至变成了他炒房的动力。他知道，如果不是感觉到房价会更疯狂地上涨，不会有那么多人急着跳出来骂他们。
不过，市场的“拐点”还是来了。
从2010年4月开始，楼市调控的大幕拉开。而这一轮调控，首先打击的就是与黄先生具有同样身份的“炒房客”群体。
温州炒房客与山西煤老板不同，他们对政策是敏感的。政策甫一出台，黄先生马上就闻出了不同以往的味道，“这一次与之前几次调控并不一样，这一次直接以打击炒房为目的，手段和力度都超出以往，而且周期也要更长。”
于是，到2011年上半年，“急售”、“跳楼价”、“房主挥泪甩卖”的字样频繁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的中介里。黄先生也与其他投资客一样，希望尽快处理掉手头上2010年初买进的通州楼盘。
“我当时在通州一个比较有名的楼盘，1.7万元/平米买了2套住宅，到2011年初1.5万元/平米都没人接盘，所以就简单装修一下先出租了。”黄先生说，为了出售方便，他跟很多炒家一样，在跟租客的合同中，都加了一条，将来如果房子出售，少收一季度房租，房客必须马上搬离。
“买房子1年，如果卖了不仅不赚，可能还要赔钱，如果只是出租的话，这样的投资回报率，又觉得不值。”黄先生无奈地说。
黄先生算了一笔账，他在通州果园附近购买的一套总价接近200万元的精装修三居室住宅。由于房子户型较大，但位置靠近地铁，因此租金在通州来说也算比较高的，每月租金3500元，一年的租金收入为4.2万元。
“这还不包括添置简单家具的成本，但是如果存定期的话，即便按照当时2.25%的一年期定期利率来算，一年的利息收入也有4.5万元，何况现在利息也上调了。”黄先生说，“如果买理财产品的话，一年约5%的收益，比投资房产可划算多了。”
到如今，黄先生在北京的房产只有四套住宅，一套位置较好的商铺在去年年底因为资金紧张已经卖出去了。“现在除非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房子，否则基本不会出手，”黄先生说，“现在又开始做点灯具、餐饮类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