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推动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风能、波浪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势头不减。重要国家政府间的外交互动，往往也离不开可再生能源这一话题。面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大潮，需要加速利用国内外科技成果，做好政策调整。
拓展世界能源市场的新机遇
可再生能源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分类，指的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太阳的能源，包括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风能、波浪能以及海洋表面与深层直接的热循环等。地热能也可归为可再生能源。一方面，直接利用太阳、风、水、生物质能源既清洁、环保，又有可靠的供应源。另一方面，为了走出刀耕火种、洞穴为居的生活方式，人类一直在通过工业加工或转换途径利用各种能源，以获得更大量、更可控、更恒定的能量与更高的终端利用效率。所以，全球能源从主要依靠自然再生的薪柴、木炭、水、阳光、风，进而向高度依赖更少受天气条件制约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电用铀等化石能源演变。如若没有对化石能源的利用，工业化和城镇化就没有可能。
作为一个国际公共政策话题，可再生能源的兴起至少应该回溯到1972年6月在瑞典举办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个会议得以举行，除了瑞典政府自1968年便开始积极推动外，一个关键背景是上个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在比利时、美国、英国、日本等发生的因工业污染而导致的八次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1973年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在全球范围推广环保意识，制定行动纲领，创立规范。
1973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为新兴的西方国家推动节能环保提供了新的全面性的社会支持，为动员包括政府公共财政资源在内的力量，开发更节约、更高效的化石能源利用技术提供了社会支撑条件。作为科学与产业政策结合的成果，促成了可再生能源的出现。
纵观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处理能源利用的课题上，遵循的是“两条腿走路”原则：通过商业和外交乃至军事途径满足眼前不可逆转的对化石能源消费总量不断增长的需求;在追求不断提高自身节能水平的同时，通过做大节能环保的全球市场蛋糕，为在能源利用技术的不断领先和技术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找到更广阔的地理空间。
现阶段，重视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并不是为了弥补化石能源在可供量上的匮乏，更不是为了使快速、大规模乃至全面替代石油消费的梦想指日可待。“石油峰值论”在1956年就出现了。这个理论的原创者预测美国自产原油峰值会在1965到1970年间出现。此后，针对不同地理范畴的峰值论不断出现，但都没有成为现实。全球范围内，新的化石能源储藏不断被发现，开采技术也不断精细，促进了产量的增长。就化石能源的总体供给能力而言，不存在具有现实意义的“能源危机”。出现大规模的石油供应不稳定时，一个经济体的恐慌程度，除了与自身供应和储备能力相关外，与其提炼不同品质的原油能力更高度相关，因此提高应对石油供应危机的设备和技术能力更为关键。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从能源经济本身看，主要是在追求市场份额的拓展。这种拓展的新机遇，来源于化石和非化石能源之间经济与价值对比态势的变化。也就是说，随着技术进步，化石能源日渐昂贵，非化石能源日渐廉价。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价值观念的进步，化石能源利用的连带成本获得广泛认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在燃烧过程中排放大量的硫化物、氮氧化物、粉尘、污水、重金属等污染物，直接导致个人消费者的医疗和医疗保险费用、社会保障费用的上升。如果算上化石能源开采、运输能源过程所需的能源、土地、水等成本以及灾害赔偿，化石能源的终端消费价格将远远超出现有水平。
近年来，化石能源交易成本的持续攀升，是促使可再生能源重新受到重视的另一个诱因。跨国油气贸易的金融化，成了一个人造精灵。资本逐利，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增加了日常物价水平的不稳定性，增加了终端消费者规划未来支出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