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castle市中心的西北侧，退休人士John Wilson向访客展示了一叠厚厚的科学报告，以及记录着六年间树木周围枯黄草地和焦黑路缘的照片。这些证据直指一种全球产量最大的除草剂——草甘膦。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上月将其列为“对人类可能致癌”，但包括英国纽卡斯尔在内的许多城市仍在公园和街道广泛使用它。
Wilson与同事Lydia Koelmans发起了一项志愿项目，旨在通过建立野花草地来逆转城市蜜蜂、蝴蝶等野生动物的衰退。Wilson指出，草甘膦不仅会挥发或渗入水源危害生态系统，更直接威胁市民健康。他提到，被反复喷洒的区域往往需要超过五年才能恢复生机。这种担忧并非个例，从美国奥斯汀到南非开普敦，全球各地都有市民通过请愿等方式抗议市政部门使用草甘膦。
除非生活在无农药城市，否则市民在公园长椅或人行道上的接触难以避免。草甘膦在喷洒后需两周才会显现枯黄效果，常被市政员工或承包商背着喷雾器或驾驶全地形车大面积 indiscriminately 喷洒。荷兰、丹麦和瑞典等欧洲国家已因草甘膦与出生缺陷、肾脏衰竭及自闭症等健康问题的潜在关联而限制或禁止其市政使用。此外，阿根廷的研究还发现其与蜜蜂种群活动下降存在关联。
草甘膦自1960年代作为管道除垢剂问世，1969年被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重新专利化为除草剂，成为其畅销产品“农达”的主要成分。孟山都开发的“抗农达”转基因作物技术至今仍是其每年160亿美元销售额的核心驱动力。面对IARC的致癌警告，孟山都迅速反驳，引用美国环保署等机构声明称草甘膦对人类无致癌风险。
然而，现实数据令人担忧。2013年一项针对18国人群尿液的研究显示，平均44%的样本中检出草甘膦残留。在阿根廷，作为转基因大豆主产国，当地医生网络自2010年起监测癌症发病率，发现高强度农业区癌症死亡率高达30%，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且与草甘膦使用量的扩张时间高度吻合。
尽管尚无定论，但证据已促使芝加哥、巴黎等城市实现公共空间无草甘膦化，温哥华甚至禁止了包括草甘膦在内的所有除草剂（入侵物种除外）。替代方案包括人工除草、热泡沫甚至电击，但成本问题成为主要障碍。英国市政论坛主席John Moverley认为，尽管预算削减迫使当局寻求更综合的治理方式，但除草剂在城市杂草控制中仍不可或缺。
反对者则指出，伦敦旺兹沃思区通过招募志愿者进行人工除草的成功案例证明，关键在于决策者的远见。目前，纽卡斯尔市政府坚持认为，只要按标准操作，草甘膦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并强调杂草可能引发绊倒风险及破坏路面。尽管引入了红外技术精准喷洒，但市民仍质疑这种“文化”和“教条思维”难以在确凿证据面前改变。
对于中国城市管理者而言，纽卡斯尔等地的拉锯战提供了一个重要镜鉴：在追求绿化整洁与保障公共健康之间，不应仅以“成本”和“效率”为单一考量，而应更积极地探索生态友好的替代方案，并建立更透明的公众参与机制，避免在争议中错失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窗口期。
